文化限制，是達不到文學先進水平這種自由的；五四運動對中國社會的變革有不容否定的進步意義，但它對民族文化的虛無主義的態度，加上中國社會一直動盪不安，使民族文化的斷裂，延續至今，*時更加徹底，把民族文化判給階級文化，橫掃一遍，差點連*布也沒有了。這是對近代以降中國文化、文學極其悲觀的估計。在這樣的語境下，阿城開出的藥方——“中國文化”（確切地說應當是老莊禪宗的道家文化），似乎只能是張空頭支票，唯其如此，它顯得格外的悲壯。阿城作為“中國文化”的傳人和“最後一個文化貴族”的形象，無形中得到樹立。事隔二十年之後，阿城在與查建英談“尋根文學”時這樣說道：“我的文化構成讓我知道根是什麼，我不要尋。韓少功有點像突然發現一個新東西。原來整個在共和國的單一構成裡，突然發現其實是熟視無睹的東西。包括譚盾，美術、詩歌，都有類似的現象。我知道這個根已經斷了，在我看來，中國文化已經消失了半個世紀了，原因是產生並且保持中國文化的土壤已經被剷除了。”——好一副“眾人皆斷我獨續”的姿態，阿城儼然成了中國文化碩果僅存的“獨苗”。不過公平地說，阿城的自負並非沒有一點根據。

然而，這又是一棵難以茁壯成長的獨苗。套用一句熟悉的成語：土之不存，苗將焉附。甚至連阿城自己都不得不承認，他造不成新文體，他的形成不具有普遍性，偶然性很大，是自修的結果，他的東西沒有普遍意義，只是一個個案。（《八十年代訪談錄》，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6）遙想《棋王》名噪一時之際，阿城曾放出話，要寫“八王”，乃父鍾惦棐甚至連書名都替他想好：《八王集》。遺憾的是阿城只寫出“三王”，就歇手了。這是阿城的高明，見好就收，否則煞風景的事情不免發生。評論家于晴當時就老到地指出：阿城的語言文質而意深，“然而卻未必宜於一切生活領域和思想層次；因而就不宜拘於一格，而要力圖有所貫通，有所開拓。”然而尺有所短，寸有所長，文壇上全能冠軍是沒有的，阿城得了道家文化的好處，自然也受道家文化的限制。更何況，適合阿城寫小說的資源本來就稀缺，得益於十年邊地知青生活的經驗，他寫出了“三王”。時過境遷，王一生那樣的“棋呆子”再不可覓，阿城的絕技無從發揮，如同莊子筆下那位運斤成風，能將人鼻尖上的白堊斫掉的匠人因為對手去世而不得不放下手中的利斧。還有，我以為最重要的是，阿城並非一個視文學為身家性命的人，骨子裡仍是一個玩家，正如王曉明指出的那樣：阿城並不本色，太做作，好比一個手端水煮青菜的粗服漢子，真正醉心的，卻是粗服上的寶石，菜葉下的熊掌。阿城雖然是那個時代的文化“漏網之魚”，卻不是“中國文化”的殉道者，否則，就不會離開自己的文學土壤，趕時髦跑去美國，弄起別的營生。

誠如阿城所言：文化制約著人類；然而，另一個更為嚴酷的歷史真相是：生存高於文化；為生存所累，一種高階的文化與時俱退，是經常發生的事情。從這個角度看，《棋王》的問世，不過是中國古典藝術精神的一次迴光返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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