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樣最初是要將這個世界徹底革命的先驅，骨子裡也無法割捨對於這個養育自己的文明的深深依戀。
我們的大師，彷彿那些開得最燦爛的梨花，是這個文明在危亡時刻對自己的挽救。
他們，成功了。
我們的文明已經起死回生，梨樹的傷痛已經開始平復，所以，今天，梨花也不再如此燦爛，但是，我們會相信每年都可以看到有花開放。
同時，也可以在《大師·大學》中，來重溫那段梨花叢中大師們寫就的歷史。
我等，何其幸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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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臭名遠揚的京師大學堂（1）
當歷史邁著蹣跚腳步走近19世紀末，飽嘗內憂外患的中國人，似乎更得到了災難之神的垂青和腥風血雨的洗禮。甲午海戰硝煙乍散，戊戌變法喋血未乾，義和拳民又鼓譟登場，緊接著八國聯軍雄赳赳氣昂昂開進了紫禁城。《辛丑條約》的簽字筆像一把利劍戳在懦弱無能的清王朝心窩子裡，庚子賠款更像是要榨盡中國人的最後一滴血汗。風雨飄搖中的老大帝國再也無法一葉障目自欺欺人。慈禧太后老佛爺一大家子悽悽惶惶“西狩”歸來，儘管對改革變法一百個不願意，也不得不痛下決心，宣佈實行“新政”。新政最重要的內容之一，便是教育制度的改革，廢科舉辦新學。
我們的老祖宗不僅給我們留下了足可永遠炫耀於世界的“四大發明”，也給我們留下了一套很完備的傳統教育體系。薪盡火傳，我們的民族文化正是藉助於這套教育體系得以代代相傳。但到了隋、唐之後，它卻逐漸與科舉制度結合起來並受其制約，正像今天的中小學教育之完全聽命於高考指揮棒。到了明、清時代，無論是公立學堂還是私立學堂，幾乎都成了科舉的附庸。人才的培養就像流水線作業一樣簡單。讀經應考，更像玩傻瓜相機，把生員士子，都訓練成了應付科舉考試的機器。正如魯迅所說，八股文原是蠢笨的產物，“一來，是考官嫌麻煩；二來，連應試的人也覺得又省力，又不費事了”。這樣培養選拔出來的“人才”基本上不懂國計民生、社會現實，更無論東洋、西洋和其他國際大事了。
所以，當1840年英國人的洋槍洋炮打進來時，偌大一個大清帝國，竟找不到一個可以領兵禦敵出謀劃策之人，連最得時譽和史譽的林則徐，對外往來活動中，有時也會說出令人啼笑皆非的糊塗話。鴉片戰爭及其以後一系列的失敗，與其說是科學技術不如人、社會制度不如人，毋寧說是教育不如人。因為只有教育才能造就人才。遠遠落後於歷史程序的教育，怎麼能培養出跟得上、更毋庸說推動歷史前進的人才？
面對教育制度嚴重滯後的現實，一些最先睜眼看世界的仁人志士憂心如焚，痛徹骨髓，紛紛建言建策，奔走呼號。各種教育改革的主張和實踐，匯合成為康有為、梁啟超為代表的戊戌維新運動的一個重要內容，演變成廢科舉、興學校的改革措施。
1896年6月，梁啟超捉筆代刀替刑部左侍郎李端棻起草上了一道著名的《請推廣學校折》，該奏摺第一次明確提出在京師設立大學堂的建議。掛名皇上光緒帝此時正與垂簾聽政的老佛爺賭氣想有所作為，看到奏摺後興奮異常，即硃批總理衙門處理。但總理衙門卻哭窮不出錢，籌建大學堂之事遂即擱淺。
1898年6月11日，光緒帝頒佈《明定國是詔》，宣佈變法維新。詔書中特別指出：“京師大學堂為行省之倡，尤應首先舉辦。著軍機大臣、總理各國事務王大臣，會同妥速議奏。”
1898年7月3日，光緒皇帝批准總理衙門的奏議，准許設立京師大學堂，命孫家鼐為管理大學堂事務大臣，並將官書局和譯書局併入大學堂，由管學大臣督率辦理。
辦大學堂當然少不了大校舍。光緒帝親派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