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運輸、後勤保障等，有賴於一個龐大的近現代工業體系的支撐，此間種種，絕不是倉庫裡面的一堆枯燥的數字可以概括的。
這一點，美國之行給了關卓凡特別深刻的感受。
原時空的中法戰爭，陸地上中國取得了區域性的勝利，法國內閣因此而倒臺。李鴻章等卻力主和議。當關卓凡還是一箇中學生的時候，也不明白為何李鴻章如此“軟弱”，葬送大好局面，甚至迫害主戰的將領，簡直“賣國”！
後來他明白了，不管李鴻章其他方面有多少值得非議的地方，但在這件事情上的主張是完全正確的。當時的勝利者中國已經耗盡了戰爭潛力，而失敗者法國才剛剛開始動員。不趁著區域性的勝利達成一個可以接受的和議，再打下去，一定由勝轉敗，最終全域性糜爛，不可收拾。
這就是有沒有戰爭潛力的區別。
近現代的戰爭潛力，來源於成體系的工業。
說到底，這是工業國和農業國的區別。
不認清這一點，不承認這一點，就會永遠被人扁。甚至，亡國，滅種。
那麼，中國怎樣才能實現工業化呢？
原時空的洋務運動？
不是說一點成績沒有，但整體而言，已經被歷史證明是失敗的。病骨支離的肌體沒有發生根本變化，幾個製造局不過是病體表面塗抹的幾塊腮紅。而且，就是這一點點綴，也是低質量、低水平、低效率。
當時洋務運動的主持者，如李鴻章之流，建立各種工礦企業的過程，也是從中分肥往自個兜裡揣銀子的過程。而且，對自肥的興趣，恐怕超過為國家“建立自主工業”的興趣。以致國家財政投入十塊錢，往往只有兩三塊錢的產出。
至於各自為政，把自己建立的企業和軍隊視作自己的禁臠，其他派系的人固然不能碰，連國家也輕易動不得，就更不消說了。
在這些企業和軍隊內部，不管殼子如何光鮮，執行和管理本質上還是舊官場、舊軍隊那一套，哪來的競爭力、戰鬥力？
這些情況，非獨李鴻章為然，其餘如左宗棠等亦沒有什麼本質區別，差異只在程度而已。
這是大環境使然。關卓凡想，如果自己處在和他們同樣的位置上，大概也會是同樣的做法。
但現在自己和他們不是處在相同的位置上。因為“追求”不一樣，自己所謀，遠遠大於他們孜孜以求的功名利祿。
對於自己來說，眼前利益、區域性利益，之於長遠利益、全域性利益，猶如左手之於右手，為獲得更大的利益，絕不會提前把必須的投資吃掉；而既然左、右都是自己的，也沒有必要這麼做。
自己不但不會這麼做，也不能允許別人這麼做。因為，你這麼做，等於在割我的肉。
關卓凡看來，辦企業，可商辦，可官辦，但萬萬不可“官督商辦”，這等於官商勾結，一起挖國家的牆角。
商辦不消說了；這官辦，需要找到極有操守、極有能力的人來主持。
不論商辦、官辦，或者說，不論“私有”還是“公有”，關卓凡以為，像中國這種後發國家的工業化，必須“計劃經濟”。
工業化早期，需要集中有限的資源進行原始積累，需要引導甚至強迫有限的資源投入到重工業裡面，此非“計劃經濟”不能辦。“公有”固如此，“私有”亦然。原時空的日本、韓國，在其工業化形成和所謂“經濟起飛”階段，莫不如是。
“計劃經濟”的實施，需要政治上的高度集權以做保障。像現在的朝廷，名義上君主乾綱獨斷，其實是幾架馬車勉強拼在一起拉貨，隨便一個所謂清流的摺子都可能打消一項重大國策，是根本沒有能力保障“計劃經濟”的實施的。
而中國守舊力量無比強大，連“地球是圓的”都無法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