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小說史》後，影響甚大，一時成了不容懷疑的中國現代小說史的超級權威乃至學霸。他容不得別人對他的批評，尤其是當事人出面找碴，因而胡秋原很快在旅途中接到夏志清的回信。此信不再客氣，批評胡秋原英文水平不高，看不懂他的外文版小說史，還批評胡不該發表他的信，請胡今後不要再寫信糾纏他，並附《夏志清啟事》如下：
拙著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1919…1957 1961年由耶魯大學出版部出版，該書專論1919至1957年較有成就之小說家，也兼論那一時期的文藝思潮和文藝界論爭的情形。第五章（126—127頁）有一小段述及1932年胡秋原、蘇汶和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左聯）同人有關文藝自由的一場論辯。據胡秋原先生1968年10月28日的來信，謂我的敘述有兩處與事實不符，有更正的必要。我很感激胡先生指出我的錯誤，並感謝編者先生允許我借用貴刊把這兩處錯誤公開更正的誠意。
拙著126至127頁：“In 1932 Hu Ch’iu…yuan，a writer who had withdrawn from the League，plained of leftist persecution and demanded greater cultural freedom。”據胡先生言，他從未加入過左聯，自然不可能“退出左聯”（withdrawn from the League），胡先生當年文章上也沒有“plain”過曾受左派文人的*（“leftist persecution”）。
那次論辯結果，據我書上說，“Su Wen and Hu Ch’iu…yuan were soundly beaten”。據胡先生來信言，他並沒有被辯倒，而且事實“充分證明左翼在此次論辯後不得不自承錯誤”（胡信，第2頁）。胡先生更說（第3頁）：“那一次的論爭，是*成立以來在中國思想運動史上為非共派所擊敗而公開自承錯誤的第一次。而我的批評，亦為自是以來中國知識分子由共產主義之教條解放，或對共產主義之*戰鬥的一個perennial力量之源泉，迄今乃在大陸發生作用。”
我很同意胡先生對那次論辯的看法。將來我的書重版時如有修改的機會，一定要把胡先生所指出的兩點，在文字上作必要的修正。
胡秋原（4）
紐約 1968年11月20日
這個“更正”雖然寫得很勉強，多少有點出於無奈，但有了它，胡秋原與夏志清的交涉即告終結。可夏志清最後一封信仍怪胡秋原“多事”。而胡秋原卻一再認為夏書已使自己受到傷害。為此，胡秋原在發表了夏志清的更正啟事後，又寫信給泰戈爾之孫以及美國戈德曼、日本竹內實，要他們對他參加過左聯一事更正。胡秋原一再宣告：對瞿秋白的批評，他並未“沉默”，而瞿秋白批評他的偏激錯誤，是有左聯之決議和何丹仁根據左聯決議寫的《關於第三種文學的傾向與理論》為證的。何丹仁自承錯誤說：“我們不能否認我們左翼的批評家往往犯著機械論的（理論上）和左傾宗派主義的（策略上）錯誤。我們要糾正易嘉和起應在這次論文中所表現的錯誤，我們尤其要反對那乾脆不過的舒月先生的那種理論和態度。”這裡講的易嘉、起應，分別指瞿秋白、周揚，何丹仁則為馮雪峰筆名。
左聯在論戰時也曾派人找過胡秋原，說《文學月報》上的“批判胡秋原專號”不代表“組織”意見，並說當時擔任*中央宣傳部部長的張聞天確曾下令停止攻擊胡秋原。為讓國內外學者更好地看到原始資料，胡秋原請臺灣著名新文學史家劉心皇將其所藏《1932年文藝自由論辯集》增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