臥室、書房，還有一個小套間則是項海萍的辦公室及瑜伽健身房。三樓一間是兒子鄧悅康的臥室，一旁的大開間是他的書房，還有一小套房是鄧悅康的爺爺奶奶來東州時的房間。其實，二樓項海萍用的辦公室原來也是臥室，是留給項海萍父母的，二老不常來，項海萍就把它騰出來當作書房兼辦公室和練習瑜伽健身用了。四樓算一半，由一間套房、一個晾曬衣物的陽光房和專供老鄧、項海萍閒暇時養花的露臺組成。一樓前後院子的空地上，老鄧夫婦也是養了不少的花木，長勢都不錯。不過，樓上樓下的這些花木主要還是女主人項海萍在打理。
說到這裡，就不得不提及女主人項海萍。她和鄧在軍同齡，是中學同班同學，同年進的上海醫科大，而畢業時間卻不同，她讀的是藥劑專業，學制四年，鄧在軍學的是臨床醫學專業，學制五年。項海萍畢業後沒有像一些有門路的同學那樣進了大醫院藥劑科，而是被分配到一家國營製藥廠做藥劑檢測員。他倆是在鄧在軍去日本讀博的前一年結婚的，當時鄧在軍還在東州市一醫。那時可不像現在，異地調動工作，即使有非常充足的理由也不是隨隨便便就能調動得了的，更何況是跨省區！唯一能說得上方便的是，上海和東州之間的交通十分的便利，當時兩地之間就有國內最先進的雙層旅遊火車，而且從早到晚班次很多。用項海萍的話說，每週往返一趟反而還更加親密。也是在項海萍的支援和鼓勵之下，第二年鄧在軍東渡日本深造，而項海萍則繼續在製藥廠工作。相比較其它的一些行業企業，製藥行業在那些年基本上還是能夠保持著“略有盈餘”的境地，但是，也逃脫不了“改制”的命運。當時的項海萍同樣也面臨著“買斷工齡，另找出路”的選擇，最便捷的是去鄉鎮街道醫院，那些底層小醫院正兒八經科班出身的藥劑師不多，還有就是滿大街的藥房店了。怎麼辦？項海萍什麼都沒動，她說只要工廠沒關門，她就照常上班做下去。此時的項海萍雖說年紀不算大，可已是工廠裡的老藥劑了，而且，完成了從檢測員到藥劑師又到製藥師的資格證書的考核，有了這些憑藉實力拿下的證書，工作的平臺也在不知不覺中產生了變化。廠領導找她，明確希望她留下來，至於怎麼入股，看看再說。與此同時，其它的一些製藥公司也在四處物色專業人員。在市場洪流中，一些人藉著浪頭衝上了制高點，一些人則隨波躺平在寬闊的沙灘海岸，但更多的人是淹沒在沉浮不定的洶湧波濤中自生自滅。項海萍算是幸運地在一艘不知未來風險如何的小小的木舟上，在鄧在軍的支援下，把家裡當時僅有的三萬塊錢，再四處借一點，湊成了五萬，給了廠裡，算是入股了。其它願意留下的骨幹人員或多或少也都湊錢入了股。國營的廠子變成了說不清道不明的或公或私的股份制公司，廠長成了公司總經理，後來又成了集團公司總裁。原來的檢驗科變成了藥劑開發與質量管理部，項海萍由原來的科長變成了這個部的主任，不久稱經理，再後來叫上了總經理。鄧在軍在日本九大附醫時，對日本的一些醫用器械也積極地向老婆介紹推薦，在老鄧回國的前兩年，項海萍幾乎每年都要跑幾趟日本。回到公司，和幾位志同道合的同事商量，想在集團公司的牌子下再另外成立一家子公司，專門生產醫療器械用品。不料，已是有些傑出企業家風範的公司領導很不高興，覺得項海萍是這山看那山高，翹尾巴了，甚至說她是利用公司的資源去冒風險。後來項海萍提出退股辭職，幾位同事也都願意跟項海萍一道再創業，公司領導看他們如此堅決，想想業務和市場開發推廣都少不了他們這幾個骨幹，也就作出了妥協，公司不出一分錢，同意他們在集團公司名下成立一家子公司，每年向總公司繳納掛牌費不少於年度銷售總額的百分之幾，然後是項海萍他們這五六個人必須完成崗位內製藥業務和市場銷售的年度計劃和指標，否則就按照一比一的額度扣除他們的工資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