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彼此的感情；
賀慶禮：“以賀慶之禮，親異姓之國”。對於有婚姻甥舅關係的異姓之國，在他們有喜慶之事時，要用致送禮物，以相慶賀；
巡守禮：上古時帝王有定期巡守的制度。所到之處，要祭祀當地的名山大川，觀察風俗民情，聽取諸侯述職，考論政績，施行賞罰；
位改元禮：古人把甲子年、甲子月、甲子日、子夜為冬至之時稱為初元（或者上元）。政權的更迭，往往選擇元日，帝王即位必有盛典，典禮的儀式日益繁複。
嘉禮範圍很廣，除上述諸禮外，還有正旦朝賀禮、冬至朝賀禮、聖節朝賀禮、皇后受賀禮、皇太子受賀禮、尊太上皇禮、學校禮、養老禮、職官禮、會盟禮，乃至觀象授時、政區劃分等。
三、禮樂文化的形成和影響
中國現代歷史學家錢穆在《周公與中國文化》一文中，對周公“制禮作樂”的要義給予了明確解釋：“封建之要義，在文教之一統。故推及西周封建制度之極致，必當達於天下一家，中國一人。太平大同之理想，皆由此啟端。故周公制禮作樂之最大深義，其實即是個人道德之確立，而同時又是天下觀念之確立也。”
說明《周禮》之“禮”，實際上兼有宗教、政治和倫理的功能，既是維繫政綱、社會秩序的典章制度和天人合一、上尊下卑的綱常倫理，又是君子之“德”的體現，可成為人們自覺遵守的行為規範。
禮樂教化的核心是“和”。即禮主外以導其志，樂主內以和其性，使神人相和，禮樂相和，天人相和，人人相和。
西漢史學家、文學家司馬遷在《史記&；#8226；樂書》中說：“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和，故百物不失，節，故祀天祭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如此則四海之內合敬同愛矣。禮者，殊事合敬者也；樂者，異文合愛者也。禮樂之情同，故明王以相沿也。”
在西周人看來，殷商統治者由於荒淫無道而導致滅亡，深知“天命靡常”的道理，於是建構以人治為中心的禮樂制度，把殷商尚武、尊神思想轉化為尚德、修身思想，提倡敬天保民、以天為宗、以德配天，當是巫術性禮樂文化的本質體現。
他們一方面宣揚自己上承天命，突出其合法性和神聖性，一方面透過歌頌先王的功德，確立人格規範，為時人和後人樹立楷模。透過統治階級和上層貴族的“敬命”、“敬德”，為國人樹立起一套自我約束的信念和模範，從而實現人倫和諧的社會理想。
首先，《周禮》建構的以人治為中心的政治制度體現了“和”的追求。以禮樂為核心的統治制度內容十分廣泛，其中影響最大的當數宗法制、分封制、嫡長子繼承製、法制等。
宗法制以血緣關係為紐帶，確定了政治權力和財富的分配原則，和分封制配合起來，形成“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等一套等級制度，嚴格規定了上下級和各自應承擔的義務，形成了以天子為核心的金字塔式統治網路。
嫡長子繼承製確立了“立嫡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的王位、宗子繼承製度。它以犧牲立賢為代價，以國之“和”、貴族宗族內部之“和”為目的，避免王位紛爭、解決王位和平繼承與過渡問題，和“君統”、“宗統”繼承問題，從而達到國家穩定、和諧、有序發展、長治久安的目的。
實現“和”之上的小康社會，是中國古代君王和聖賢們的治國理想。《禮記&；#8226；禮運》篇中有三段精彩的論述，一是關於天下為公，世界大同的論述，一是關於“肥”的論述，一是關於“小康”社會的論述：
“四體既正，膚革充盈，人之肥也。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和，家之肥也。大臣法，小臣廉，官職相序，君臣相正，國之肥也。天子以德為車，以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