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獒》載：“玩人喪德，玩物喪志。……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為山九仞，功虧一簣。”《周官》載：“作德，心逸日休；作偽，心勞日拙。”等等。
眾多格言和成語，具有極強的教育作用，對後世產生了極大影響，有一些至今仍然引用。
第三，它可考知舊籍引語的背景和用意。如《左傳&；#8226；成公十六年》引《夏書》：“怨豈在明？不見是圖。”初看此文不知緣何要說此話。待查過《五子之歌》，方知是太康五弟在其兄失國後痛述祖上教訓，大意是：人民的怨恨豈能只看明處，在細微不見之時就應圖謀。
再如《論語&；#8226；為政》引《書》：“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初讀也不知所云，待查過《君陳》原文：“惟爾令德孝恭。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命汝尹茲東郊，敬哉！”才明白這是周成王囑咐兒子君陳以孝友品德能施於政的話。
如此種種，可明瞭其引文的背景和用意，從而加深理解。同時還可訂正舊籍引文之訛，糾正舊注之誤。
尤其難能可貴的，無論今、古《尚書》，都從不同角度反覆強調了“敬德保民”思想，認為“德政”是上天意志的體現，唯有德政，上天才會永保天子之命，唯有德政，臣民才能擁護。因此，德是關係國家興亡的大事，敬德就是敬天，就是保民，要保民必須明德慎罰。
三、從敬天到敬德的路程
敬德保民思想的形成和發展，主要圍繞兩條線。一是以“天”為主的神權政治思想，它貫穿了堯、舜、夏、商時期；一是以“德”為特徵的德治思想，在夏、商時期，德與治尚未結合，到周初才開始合二為一，並形成“敬德保民”思想。
在《虞夏書》和《商書》篇中，給人最深刻的印象，即人對神秘莫測的“天”由衷的崇拜和發自內心的惶恐。無論帝王還是臣民，一說到“天”，即肅然起敬、尊崇頂禮。
在《尚書》中，“天”除用以指自然外，均為有意志人格的“神”，和上天、上蒼、上帝、天帝之意相同。
天不但能主宰一切，而且還有好惡之能。天時上的風雨晦冥，人事上的吉凶禍福，如年歲的豐嗇，戰鬥的勝敗，城邑的建築，官吏的黜陟，甚至人的思想感情，都是由天主宰的。當天眷顧一個國家時，這個國家就興旺發達，當天拋棄這個國家時，這個國家就會滅亡。因此，國家必須迎合天意才能生存。
人，當然更是如此。
《堯典》中說：“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節氣曆法、按時播種，都是按上天旨意做的；社會秩序、倫常次序、尊卑等級之禮，官員的任命以及對罪犯的懲罰，也都是上天的旨意。
“天敘有典，敕我五典五敦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同寅協恭和衷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事五用哉！政事懋哉！”（《皋陶謨》）
隨著社會的發展，人類的進步，人的思想漸漸變得複雜起來，看似根深蒂固的“天命神權思想”，開始出現了動搖。
在商湯滅夏時，即有人提出質疑：“依天命而言，商湯怎麼能以武力滅夏呢？夏不是受命於天嗎？天命不是永恆的嗎？”
於是，商代重臣伊尹在總結歷史教訓時，首先提出了“天難諶，命無常”（《鹹有一德》）的嚴肅而尖銳命題。
商末周初，社會動盪不安，人民飢寒交迫，原來的統治方式和統治思想受到了極大衝擊。《微子之命》中說：“小民方興，相與為敵仇。”民眾不再坐以待斃，相繼發起鬥爭。而且“今殷民乃攘竊神祗之犧牲，用以容，將食無災。”
人們偷吃了祭品，按說是要遭受天災的，但卻平安無事。明顯表達出對天命論的蔑視。可見，天命思想的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