節用以禮”，表面是講天子、諸侯、大夫該穿什麼衣服，實際是在講國家的行政開支。不要設立不幹事兒的官職，也不要亂封沒必要的爵位，宋明兩代明顯違背了管仲思想。宋代冗官一大堆，明代宗室一大窩。
但管仲的有些方法，明顯已經過時。
比如管仲說，政府可以親自下場做生意，必然搞得市場冷清。市場冷清了，商人就會變少，農業勞動力就充足。農業繁榮，國家稅收就不缺了。
這明顯是因為當時生產力低下，所以必須保證農業勞動力，必須抑制商人群體的數量。
突然，宋應星對朱慈炤說：“我曾讀過一本《盱江文集》，也不知這裡有沒有，你去找一找看。”
朱慈炤問：“這本《盱江文集》，是哪朝的書籍？”
“宋代。”宋應星說。
朱慈炤立即行動，很快就找到了，但已經被蛀得不成樣子。
宋應星對吳應箕說：“此書有《富國策》。”
吳應箕好奇翻閱，當場便讀起來。
第一篇，講治國需要錢財，官員不要忌諱言利。第二篇，抑制土地兼併。第五篇，抑制僧道數量。第七篇，論述義倉制度。第三、第八篇，論述貨幣。第四、第六、第九、第十篇，論述工商業。
作者李覯，在討論土地問題時，從勞動力和生產資料的角度出發，認為土地兼併破壞了勞動力（農民）與生產資料（土地）的緊密結合。所以，肯定會阻礙農業生產。
論述貨幣時，又談到通貨膨脹、通貨緊縮的問題，認為物價太高或太低都對百姓不利。另外，穀賤傷農，谷貴也會傷農。
論述工商業時，把工商業從業者分為三類：富商巨賈、富裕工商業者、小手工業者和小商販。（李覯認為，從事奢侈品生產流通的工商業者是“遊民”，應該進行打擊，讓他們去做正事。）
“此真大儒也！”吳應箕看完之後感嘆。
李覯當然是北宋大儒，曾鞏是他的學生，王安石是他的朋友。他能去太學教書，還是范仲淹多次推薦的。
范仲淹新政，王安石變法，或多或少的，都受到李覯的一些經濟思想影響。
宋應星說道：“我國自古著書立說，都高屋建瓴。我卻聽說欽天院那邊，採納歐洲學者的想法，反其道而行之。把一個大的東西，細分到不能再分，去研究這些小的細節。我們研究經濟學問，是否也可以這麼做呢？”
使節團從歐洲回來之後，帶回了笛卡爾的思想，欽天院對此一致贊同，如今已確立科學研究的認識論和方法論。
宋應星是寫過《天工開物》的人，他本來就喜歡探究細節和過程。被欽天院的情況給提醒，便萌生了重新研究經濟學的想法。
“如何細分？”吳應箕感覺無從下手。
“貨幣！”
宋應星說：“國用民生，士農工商，無非貨與幣而已。貨為實、為陽，幣為虛、為陰，虛實相合，陰陽交泰，才是完整的經濟。”
吳應箕仔細思考，下意識點頭認同。
“是否可以像研究物理、數學那樣，給這些經濟學術語也下定義？”宋應星說道，“貨物，貨是貨，物是物。先定義物，日月山川、鳥獸魚蟲、花木草石，隨處可見的都是物。”
吳應箕說道：“物用於交換，便是貨！”
宋應星卻說：“還不夠，物是死的，要有人才能交換。魚在水裡，捕撈起來才能賣。鐵在山中，開採、熔鍊才能賣。物要變成貨，還得需要人去勞動。只有勞動也不行，你抓魚自己吃，沒拿出去賣，那也不叫貨。所以貨的定義，是為了交易而出現的勞動物。”
“善哉！”吳應箕拍手稱讚。
突然，吳應箕對朱慈炤說：“請君取來筆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