劇正在醞釀之中，社會黑暗到了極點，他決定繼續沉默，是在沉默中死亡還是在沉默中爆發，他未曾考慮，他只是感到必須沉默，在沉默中讓生命像小河一樣靜靜地流逝。如今，他找到僻靜的古屋了，而這院子又有一株古槐樹，相傳過去槐樹上曾縊死過一個女人，因此這屋子很久沒有人住。他覺得這陰冷的環境和自己的心境是相宜的，因此搬了進去。在這裡他又潛心地抄寫、校勘、整理了大量的古碑以及其他有關美術的寶貴資料，其中有《吳谷朗碑拓本》、《唐邕寫經碑》、《棲巖寺舍利塔碑》等二百數十種碑帖，《漢畫象》、《雜造象》、《六朝造象》等五十多種石刻拓本。不管會館外的世界是如何紛擾，每天他從辦公室一回到補樹書屋，就一頭鑽進這些從來無人問津的古老碑帖叢中去研究、欣賞和抄錄，並在這種緩緩的開拓中，贏得了一種只有他能領略的精神上的淡淡的慰安。
唯在夏天的夜裡，因為蚊子太多，屋裡又實在悶熱，魯迅才不得不搖著蒲扇坐在高大的古槐下乘一會涼，然而他也不願意更深地想些什麼，只是孤單地從古槐的密葉縫裡看那星星點點的破碎的青天。常常在這時，晚出的槐蠶會突然冷冰冰地落在他的脖子上。
在魯迅經歷著他一生中最寂寞的這一段時間裡，中國的大地上一種新的東西正在萌動。1915年9月15日，陳獨秀主編的《青年》雜誌創刊了；1916年9月1日它改名為《新青年》，雜誌社也由上海移往北京。10月1日，胡適在《新青年》發表了著名的《與陳獨秀書》，提出文學改良的八項主張，即“一須言之有物。二不摹仿古人。三須講求文法。四不作無病之呻吟。五務去爛調套語。六不用典。七不講對仗。八不避俗字俗語”。這之後不久，陳獨秀在次年2月號的《新青年》上發表了《文學革命論》，這篇文學革命的發難文章提出三大主義，即“推倒雕琢的阿諛的貴族文學，建設平易的抒情的國民文學”；“推倒陳腐的鋪張的古典文學，建設新鮮的立誠的寫實文學”；“推倒迂晦的艱澀的山林文學，建設明瞭的通俗的社會文學”。對於中國土地上這些新的足音，魯迅傾聽著，靜觀著，而且是帶著懷疑的眼光靜觀著。他按期閱讀《新青年》，並在1917年3月，給周作人寄去了十期。他在想，過去自己曾經呼喊過變革之聲，但是沒有用；現在別人又在呼喊了，會不會有用呢？他決心要看一看。他繼續過著他那獨特方式的生活，陪伴他的依然是孤獨和寂寞。他在這一年除夕的日記上寫著：“夜獨坐錄碑，殊無換歲之感”。
然而他那顆偉大的心靈無時不在燃燒著對中華民族的熱愛。這一年3月，他在*審查中華書局送審的書刊時，看到了周瘦鵑翻譯的《歐美名家短篇小說叢刊》，心裡十分喜悅。他感到在黑暗裡的中國，這種介紹被壓迫民族和歐美進步作家的文學作品，是難得的。他欣喜地給這本書寫下了“空谷足音”的評語，並呈請*適予獎勵。這是魯迅流露出來的真正的心聲：與被壓迫民族的文學作品所發出的聲音產生了共鳴。
從這一年的夏初開始，魯迅購買碑帖畫冊的數量減少了，《露國思想及文學》、《波蘭說苑》、《陀氏小說》、《高木氏童話》、《古普林小說選》、《德文學精神》等外國書籍大量地出現在他的案頭。他對鼓動自由與反抗的外國文學的興趣復活了。
這一年7月，魯迅第一次以明確的行動對反動的政治公開表示了抗議。當張勳宣佈復辟，辮子又要重新回到人們的頭上時，他再也不能忍受了。他憤然地向*提出辭職。半月後，張勳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