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經歷過一個“農村家庭工業時期”，參見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業化》，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北京，2000，
第一章一節。
＇4＇ 參見高王凌：“一個理想的追求——十八世紀中國政府的經濟政策”，《知識分子》（美國）4：1（1987：秋季號），《十八世紀中國的經濟發展和政府政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
第八章二節；到二十世紀初，中國一些地方相繼實現了現代工業化，在原有的“手工業”與“機械工業”之間，並沒發現什麼實質性的障礙，其領先地區即是江南；其後經過一段時間的“中斷”以後，又是江南地區掀起了最大的鄉村工業化的浪潮。這些當然不是偶然的，參見《杜潤生自述》，人民出版社，2005，頁172。
＇5＇ 據吳承明估計，江南棉區每年產布約4500萬匹。但他所計入的地區只有松江、常熟、無錫等，而遺漏了太倉州（包括嘉定）、通州、海門廳各屬及蘇州、常州二府的多數州縣，參見吳承明《中國資本主義與國內市場》，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頁260。又，“小土布”是徐新吾先生堅持使用的概念，1987年4月，哥倫比亞大學，紐約。
＇6＇ 參見《石渠餘紀》卷3《紀礦政》；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檔案系中國政治制度史教研室合編《清代的礦業》，中華書局，1983。
＇7＇ 以上參見韋慶遠、魯素：“有關清代前期礦業政策的一場大論戰”，見韋慶遠：《檔房論史文編》，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頁113～124；許滌新、吳承明主編《中國資本主義的萌芽》（《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史》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5，頁454。
＇8＇ 參見王業鍵：《中國近代貨幣與銀行的演進》，
第1章，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現代經濟探討叢書，第2種，1981，臺北。
＇9＇ 為此高宗諭：開採一事，“頗為目下急務。蓋不開採，銅斤何由得裕？”乾隆九年九月，《高宗聖訓·理財門》。
＇10＇ 當時許多農民都依賴礦業生活，如四川“偷開礦廠之徒，皆是無室可居無田可耕乏食貧民，每日所得錙銖，以為養生之計。若將此等乏食貧民盡行禁止，則伊等何以為生”？貴州“土瘠民貧，不習織亶之業，復不擅商賈之資，止借耕穫營生，而山高嶺峻，轉運維艱，惟礦廠一項，乃天地自然之利，……上可益課，下可便民”。廣東“山多田少，生齒日庶，生計倍艱，查惠、潮、肇、韶等府礦產甚多，原系天生之寶以資小民之生”；“人民繁庶，生業甚少，從前窮民無田可耕者，每借錫礦為滋生之地”；“潮惠二郡民人，向來多往臺灣就食”，“何如入山傭趁，使其俯仰無憂”？浙江“溫、處各屬，界連閩省，山多田少，土瘠民貧，耕作之餘，別無生業”；“鄉民每於八月農事既畢之後，迄於二月，無不從事採鐵，以覓繩頭”；“更有淘洗載運人夫，無不借此僱工受值”；“借鐵謀生，久已視為恆業”。廣西“邊省，山多田少，地土瘠薄，非若東南財賦之區，且耕種之外別無資生之策；亦非如他省人民，或能貿易善於經營者可比”；“惟多開一礦，即多獲一利”，“國計民生，兩有裨益”，參見《十八世紀中國的經濟發展和政府政策》，
第八章一節。
＇11＇ 李光庭《鄉言解頤》：《周禮》“九職任民，終曰間民。無常職，轉移執事，謂傭作於人，轉徙不定也”，如鄉村之助工、短工等，中華書局，1982，頁45。
＇12＇ 朱澤澐：《養民》，《皇朝經世文編》卷28；《清史稿·儒林一》朱澤澐傳。
＇13＇ 康熙五十五年五月五日，《聖祖實錄》卷2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