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疑是對朱溫的一種羞辱和考驗。朱溫雖然心中不滿，但礙於形勢所迫，不得不跪下來為唐昭宗系鞋。他汗流浹背，心中充滿了屈辱和憤怒。但他知道，這是自己必須承受的。因為只有這樣，他才能保住自己的性命和地位。
然而，唐昭宗並未因此放過朱溫。他趁機想讓身邊的護衛士兵擒住朱溫殺掉他。但可惜的是，那些士兵都畏懼朱溫的勢力，沒有人敢動手。這一事件，讓朱溫對唐昭宗產生了更深的戒備和敵意。從此，他被召見時大多不去，而是把昭宗的禁衛全都撤換，都用汴州人。這一舉動，無疑進一步鞏固了他在朝廷中的地位和勢力。
關於這段歷史，《五代史闕文》的作者進行了詳細的考證和補充。他指出，梁太祖在天覆三年（公元903年）在岐下迎接唐昭宗時，那一年是甲子年。後來改元天佑，到國初建隆庚申年（公元960年），才五十六年。因此，乾德年間七十歲的人都親眼目睹了這件事。這一考證，為我們提供了更加準確的歷史背景和時間線索。
同時，作者還指出，從唐懿宗失政開始，天下亂離，武宗以下的實錄沒有流傳於世。昭宗一朝完全沒有記注。這使得我們對於這段歷史的瞭解更加困難。而梁太祖在位只有六年，均帝朝時詔令史臣修撰梁太祖實錄時，岐下系鞋的事情因為羞恥而沒有記載。這一遺漏，無疑是我們瞭解這段歷史的一個重要遺憾。
然而，後晉天福年間史臣張昭重修《唐史》時，才開始有《昭宗本紀》。但其中只說即位之初有會昌年間的風氣，岐陽的事蹟卻不能追補。這一記載，雖然簡略，但卻為我們提供了關於唐昭宗和朱溫之間關係的重要線索。
從這段歷史中，我們可以看到唐昭宗雖然有著英明睿智的氣質，但無奈國家運勢衰敗，不能振興。同時，他身邊也缺乏忠義奮發的臣子，導致朱溫能夠實現他的志向。這一歷史教訓，對於我們今天來說，依然具有深刻的警示意義。它告訴我們，一個國家的興衰榮辱，不僅取決於君主的智慧和才能，更取決於臣子的忠誠和奮發。只有君臣一心，共同努力，才能創造出一個繁榮昌盛的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