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膏腴，桑則天下之甲第”。可見這一次的徙封，是破格優待。
面對一位藩王的威脅，皇帝非但沒有采取報復手段，反而下詔優容待之。如果曹叡不是聖人的話，那隻能說明他是心虛了。這樣一來，也能夠解釋為何曹植寫成《感甄賦》之後，曹丕明知其情，卻毫無反應，他是不敢反應，因為他和自己兒子一樣心虛。
曹植一提甄宓的名字，這兩位帝王就諱莫如深。可見曹植和甄宓之間，絕非毫無交集，而這個交集，就是奏章裡所謂“絕纓”之事。
史書上沒有曹植和甄宓接觸的記載，不過卻可以透過兩人的履歷來加以印證。
建安二十一年（公元216年）年底，曹操東征孫權，當時隨他去的有卞夫人、曹丕，還有甄后的兩個孩子曹叡與東鄉公主。甄后卻因為生病，留在了鄴城。而同時留在鄴城的，還有曹植。
本來這也沒什麼，你住你住的太子府，我住我的藩王邸，兩不相涉。可曹操在出徵之前，卻對曹植說了一番奇怪的話：“我當年做頓丘令的時候，是二十三歲，回想起當時的所作所為，至今仍然無愧於心。你今年也二十三了，可要自己加油啊。”（吾昔為頓丘令，年二十三。思此時所行，無悔於今。今汝年亦二十三矣，可不勉與！）
曹操二十三歲做了什麼事情呢？他大造五色棒，巡遊街道，看到有犯禁之人，無論有無背景，一律活活打死。顯然，曹操是希望曹植也這麼做。
這就奇怪了。曹操當時所處的環境，是漢末混亂時期，豪強橫行，有此一舉理所當然。可建安二十一年的鄴城，治安相當良好，能出什麼事？
除非曹操囑咐曹植留神的，不是什麼治安事件，而是政治事件甚至叛亂。所以曹操拿自己在頓丘令任上的所作所為做例子，勉勵曹植拿出狠勁來，該出手時就出手。曹植在此時所扮演的角色，相當於內務部或者安全域性的最高領導，在曹操和曹丕遠征期間確保大後方許都、鄴等幾個重鎮的安全。
而這時候甄宓在做什麼呢？《魏略》記下了這樣一件小事：曹操在這一次東征時，不光帶著自己老婆卞夫人，還帶走了甄宓的一兒一女。一直到次年的九月，大軍才返回鄴城。卞夫人回來以後看到甄宓光彩照人，很奇怪，問她說你跟你兒女離別這麼久，應該很掛念才對啊，怎麼反而容光煥發更勝從前呢？甄宓回答說：“有您照顧他們，我還擔憂什麼呢？”（自隨夫人，我當何憂！）
這個心態是很可疑的。兒行千里母擔憂，兒女隨軍出征，就算是有可靠的人照顧，當母親的最多是“不擔心”罷了。可史書上描述此時甄宓的狀態，用的詞是“顏色更盛”。注意這個“更”字，說明甄宓的面色，比與兒女離別時更加光彩照人。換句話說，自從建安二十一年她公公婆婆丈夫兒女離開以後，甄宓非但毫不擔憂，反而一直很高興。
人逢喜事精神爽，人的心理狀態會如實地反映在生理狀況上。本該“不擔心”的甄宓，卻變得“很高興”，說明甄宓高興的，並不是兒女出征一事。那麼她到底在高興些什麼呢？
在這之前，曾經有一次卞夫人隨軍出征得了小病，甄宓聽說後徹夜哭泣，別人告訴她只是小病，已經痊癒了，甄宓繼續哭，不相信，說這是卞夫人安慰自己。一直到卞夫人返回鄴城，甄宓望著她的座位哇哇大哭，說這回我可放心了，把卞夫人感動壞了，連連稱讚她是孝婦。
這兩件事都是相當高明的馬屁，高明到有些肉麻和做作，很有些王莽式的謙恭。就連裴松之都質疑說：“甄諸後言行之善，皆難以實論。”因此這些行為說明不了甄宓是孝婦，只能證明她有智慧，工於心計。她越是處心積慮地討好卞夫人，越證明她是在掩飾些什麼，圖謀些什麼。
建安二十三年春正月，京兆金禕、太醫令吉本、少府耿紀、司直韋晃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