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浪費紙張。我最近剛看過這些日記，裡面還有些違心之論，你也主張刪去，難道還要翻印出來，使自己看了不痛快，別人也不高興？你剛來信說你尊重我的人品，那麼你就不該鼓勵我出版日記，這日記只是我的備忘錄，只有把我當成‘名人’才肯出版這樣東西，我要證明自己不願做‘名人’，我就得把緊這個關，做到言行一致。對讀者我也有責任。我出一本書總有我的想法。為什麼要出日記的單行本？我答應你，也只是為了不使你失望。……一句話，日記不另出單行本。”我立即給巴老去信表示尊重他的決定，並把巴老的決定轉告給出版界的那位朋友。
五是不願浪費國家錢財，不贊成重建故居。巴老的故居在成都市正通順街，是巴老的祖父購置的。最興旺的時候，“四世同堂”。巴老誕生在這裡。除幼年隨父親在廣元縣住過兩年多之外，一直生活在這裡。巴老十九歲時離開成都去南京。隨著大家庭的崩潰，故居被出賣了，幾易其主。原成都市市長李宗林曾表示要把它保留下來，但他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故居經過“文革”，成了一個文藝單位的宿舍，原有房屋蕩然無存。
改革開放以來，不少國外友人和港臺同胞來成都，希望看看巴老的故居。有時專為此找到我。我解釋說故居已經不存在了，但他們堅持要去看一看，在故居原址拍照。有的還對故居沒有保留下來表示遺憾。一九八五年省作家協會給省委、省府寫了報告，要求恢復巴老的故居。張秀熟、任白戈、沙汀、艾蕪、馬識途等老同志積極支援。經省委同意，成立了一個籌備小組。可是巴老一直不贊成，多次對我講：“不要恢復故居。如果將來要搞點紀念，可以在舊址釘一個牌子，上面寫：作家巴金誕生在這裡，並在這裡度過了他的童年和少年。”雖然存在各種實際困難，故居的籌備工作一直沒有進展，但巴老仍然很不放心。一九八六年十月三日，巴老去杭州休息之前寫信給我：“我想談談故居的事，一直沒有工夫寫出來。我的意思就是：不要重建我的故居，不要花國家的錢搞我的紀念。旅遊局搞什麼花園（指園林局搞慧園），我不發表意見，那是做生意，可能不會白花錢。但是關於我本人，我的一切都不值得宣傳、表揚。只有極少數幾本作品還可以流傳一段時期，我的作品存在，我心裡的火就不會熄滅。這就夠了。我不願意讓人記住我的名字，只要有時重印一兩本我的作品，我就滿意了。”
。。
人各有志，最要緊的是做人（3）
不久，我又接到巴老二十一日的信。他說：“我耳病未愈，無法跟你通電話，否則就用不著寫信了；寫信在我是件苦事。但不寫信又怎麼辦？你知道我的想法嗎？我準備寫封長信談談我對‘故居’的意見（也就是說我不贊成花國家的錢重建故居），以為在杭州可以寫成。想不到十一天中一字也未寫，因為沒有精力，也沒有時間。回到上海更沒有辦法。現在把第五卷的《後記》寄給你，你不妨多想想我那句話的意思：‘我必須用最後的言行證明我不是盜名欺世的騙子。’”三十日，巴老又在給我的信上說：“關於故居的事就這樣說定了。不修舊宅，不花國家的錢搞這樣的紀念，印幾本《選集》就夠了。”
說實在的，對恢復巴金故居，我一直處於矛盾狀態。無論從成都市市民的角度來考慮，或從文藝工作者的角度來考慮，能恢復故居的確是一件有意義的事情。我訪問過若干國家，多數國家都注意儲存著名作家的故居，作為本國曆史文化遺產的組成部份。但我是巴老的親屬，他不贊成重建故居是對我說的，我當然不願做違反他心願的事。至於巴老不願為修故居浪費國家錢財之心，是令人尊敬和感動的。去年慶祝巴老百歲華誕，參加巴金國際學術討論會的代表又提出修建故居的意見，省委書記張學忠、省長張中偉和成都市委書記###均積極支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