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件事情以後，大家對司馬紅革有了各樣的看法，關於她的過去，也開始流傳開來。或許是因為學校的生活節奏比較慢，生活內容又比較枯燥，除了上課就是看書，除了看書就是上課，於是，就有了對奇聞逸事的好奇和傳播熱情。讀書人因為追索理論建樹而一向設想大膽，在構架完整的、自圓其說的理論過程中小心求證。他們精益求精，而恥於漏洞百出。職業的習慣具有明顯的延展性，他們對傳言也是一絲不苟的。於是，在隨聲附和的同時，不知不覺地任意誇大，不知不覺地補充細節，不知不覺地把推測當做結論，不知不覺地把結論當做條件，有新增主標題的，還有新增尾聲的，也還有新增追問的。結果，司馬紅革的過去變成了一個近乎完整的人物列傳。她自己聽說了，實在懷疑是不是在議論她，也就不屑去糾正了。
她自己的生命軌跡其實是再清晰不過的了。十四歲的她作為急先鋒叱吒風雲，在整個南京城就已經家喻戶曉了，一是因為她帶領同學抄了自己的家，革命最徹底，不給自己留後路；二是因為她作為一個初中的學生竟然帶領中學的同學揪出了東方大學的資產階級熊雄雄，而熊雄雄畏罪自殺，她革命最勇敢，具有大無畏的精神；三是因為她砸爛了東方大學美術系，革命最有力，是資產階級的剋星。然而，兩年之後，也就是她十六歲的時候，輻射全國城鎮的最高指示規定：知識青年應該去農村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應該紮根農村，在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安家落戶。急先鋒如司馬紅革也不例外。
高等學府 第二章（3）
不是一直說工人階級最先進嗎？為什麼不向先進的工人階級學習而要千里迢迢去向落後的農民學習呢？知識青年到農村能夠接受到怎樣的再教育呢？這樣的再教育對於祖國有著怎樣的意義呢？為什麼接受農民的再教育就一定要在農村紮根呢？為什麼會是農村最需要知識青年呢？城市不需要知識青年嗎？那麼，城市需要什麼樣的人呢？工廠又需要什麼樣的人呢？或者，為什麼不要把知識青年留在城市裡呢？當時的知識青年都在做些什麼呢？作為中華民族的成員，知識青年是不是應該去感受、去經歷並去分擔正在發生著的貧困呢？……不知道當時有多少人會有諸如此類的疑問，也不知道當時有多少人能夠清晰地解釋最高指示的動機和目的，更不知道有多少人能夠在轟轟烈烈的上山下鄉運動中找到他人和反觀自我的座標。
當時的司馬紅革沒有多想，也沒有能力思考。既是最高指示，她便毫不猶豫地帶頭執行，在工宣隊的喧天鑼鼓聲中，進入安徽農村。五年之後，與當地已經上了大學的農民尚金堂結婚。婚後的當年，便回到南京城。
司馬紅革入學第二學年的春季學期，她和同屆的同學基本上都跟七七級的學生一起聽課。系主任左南山主講哲學史。課堂開場的時候，他隨意而輕鬆地說：
“康德敬畏兩件事情：天上的星星，內心的道德。你們呢？想想，你們呢？你們有怎樣的敬畏？所以，一方面，我們學哲學，還要用哲學，用哲學指導我們的思想和行為。另一方面，我們學哲學，才能從根本上獲得認識世界的能力，獲得批判他人和批判自我的能力……”
司馬紅革一下子就給怔住了，已經在哲學系學了一年多的課程，都還是不困難的，差不多所有的課程內容，報紙上都找得到。可是，左南山所說的康德，她不知道是誰，“敬畏”這個詞又很陌生，也不知道什麼是“內心的道德”，更不知道為什麼要敬畏天上的星星。從來也沒有想過自己應該敬畏什麼，雖然是坐在哲學系左南山的課堂裡，她卻並不知道他在說什麼。
左南山又說：
“德國哲學家尼采把人生分為三個時期：合群時期、沙漠時期、創造時期。合群時期就是個體淹沒在群體之中，自我意識缺失。沙漠時期就是開始獨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