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認為，歐洲現代精神危機不是產生於貧窮，而是產生於富庶。叔本華、尼采、薩特他們成長的背景，“是巴洛克式的浮華和維多利亞時代的錦衣玉食，是優雅而造作的禮儀，嚴密而冷酷的法律，強大而粗暴的機器，精深而繁瑣的知識”。而他們的中國學生卻是用迥然不同的中國經驗來解讀老師的精神叛逆，並且加以無條件限制的延用。這種情況“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差不多就是窮人想有點富人的憂愁，要發點富人的脾氣；差不多就是把富人的減肥藥，當成窮人的救命糧”。
在韓少功看來，“後現代哲學是屬於幽室、荒原、月球的哲學，是獨處者的哲學，不是社會哲學；是幻想者的哲學，不是行動者的哲學”。在中國，它會留下詩人，也會留下流氓。“對於有心使壞的人來說，‘怎樣都行’當然是最合胃口的理論執照。這將大大鼓舞一些人，以直率來命名粗暴，以超脫來命名懶惰，以幽默來命名欺騙，以法無定法來命名無惡不作，或者乾脆以小人自居，也沒有什麼不可以。如果說，在社會管制嚴密的情況下，人人慎行，後現代主義只能更多產生於學院，成為一種心智遊戲；那麼在管制鬆懈之地，這種主義便更多流行於市井，成為一種物身的操作。”他預言，很多後現代人可能會與環境妥協，迴歸成為社會主流人物，因為“最虛無的態度，總是特別容易與最實惠的態度聯營”。
靈魂的聲音（3）
《性而上的迷失》（見《性而上的迷失》，山東文藝出版社2001年版）解剖的是性解放的潮流，他首先指出，性不算是人類的專利，而所謂性的解放是性禁忌和壓抑的必然結果，“正是傳統禮教的壓抑，蓄聚了強大的縱慾勢能”，正是禮教強加於性的種種罪惡意義，賦予了它日後神聖的光環，使縱慾成為一場盛大的凱旋。但是，當性的神話變成現實之後，並沒有真正緩解人心靈的孤獨和苦悶，而且還衍生出艾滋病、性變態、吸毒之類的苦果。實際上，由於男人和女人對異性的期待和追求並不對接，一般而言，“大多數男人尋找性物件時重在外表的姿色，尤其獵色過多時最害怕投入情感，對方要死要活卿卿我我的纏綿只會使他們感到多餘，瑣屑，沉重，累人，吃不消。而大多數女人在尋找性物件時重在內質，重在心智，能力，氣度和品德”。男性文化一直力圖把女性塑造得感官化、妖媚化，他們想把性做成品種繁多的快餐食品；女性文化則一直力圖把男性塑造得道德化、英雄化。但在工業化時代，愈來愈物質化的男人，已經很難充當女性心目中的德勇雙全的英雄；被文明哺育出來的精神化的女人，也不願意接受簡單的洩慾，她們要把性做成抒情詩。這些文化上的歧異，註定了男女雙方在性解放的運動中不能走到一起，其中一方的解放恰恰是另一方的桎梏。因此，他們最終全都會撲空，不能深深地投入對方的懷裡。
於是，韓少功得出結論：性解放運動一開始就這樣充滿著相互的誤會，它並沒有在真正意義上解決男人與女人的關係，緩解性的危機，實現根本意義上的解放。
被工業原則接管的人文日益技術化，真實和自然被一絲絲抽去，讓位於技術和功利的因素，從而透露出塑膠的氣味。就連被看做一切意識形態統制天敵的先鋒獨特、叛逆的姿態，也可能是出於市場營銷策略而設計製作出來，成批次生產批發的。“先鋒們內心的神聖一旦冷卻和消失，就與奸商無異”，於是，“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