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賊子”：東秦軍閥問題的形成、發展及其影響——以〈前秦書?軍兵志〉為中心（上）》，2022年9月。]張仕一《秦魏之間：任成與梁末秦初政治格局》一文，則以任成為研究著眼點，抓住任成作為秦魏之間“中間人士”的特殊身份，對任成在梁末秦初政治格局中採取的行為與產生的影響進行了探討分析。[張仕一：《秦魏之間：任成與梁末秦初政治格局》，2023年1月。]
張仕一《佞幸與寒門：東秦光宗與穆宗時期對門閥勢力的抑制——兼談穆宗與東秦王朝》一文，則對東秦光宗與穆宗兩位君主統治時期對門閥勢力的抑制政策進行了分析與對比，指出：“面對日益強大的門閥勢力，秦光宗和秦穆宗都在其在位時期採取了一定的措施，企圖抑制門閥勢力的發展。但這對父子採取的手段和取得的結果不甚相同：光宗透過以‘佞幸’掌控中書通事舍人和尚書檢校郎這兩個‘機要’之職，對門閥勢力進行抑制，手段相對緩和，最終對門閥起到了一定的抑制作用，因此，從總體上看，光宗對門閥勢力的抑制取得了較為成功的結果；穆宗透過以‘寒門’掌控尚書檯令和中書檯令這兩個‘臺相’之職，對門閥勢力進行抑制，手段相對激進，最終導致門閥勢力與寒門人士之間的政治鬥爭，門閥勢力擊敗了寒門人士，門閥勢力非但沒有得到抑制，反而趁此機會逐漸坐大，因此，從總體上看，穆宗對門閥勢力的抑制取得了基本失敗的結果。”[張仕一：《佞幸與寒門：東秦光宗與穆宗時期對門閥勢力的抑制——兼談穆宗與東秦王朝》，2023年8月。]張仕一《論“虞晃案”——兼談朱詹》一文，則以秦穆宗時期的虞晃案為研究物件，對虞晃案爆發的背景、爭論的本末和產生的影響進行了論述。
值得一提的是，《佞幸與寒門》與《論“虞晃案”》二文在論述歷史問題的同時，也對相關歷史人物進行了評價。在《佞幸與寒門：東秦光宗與穆宗時期對門閥勢力的抑制——兼談穆宗與東秦王朝》一文末尾的“餘論”中，作者對秦穆宗的統治進行了評價，作者認為，“秦穆宗似乎並非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全然昏庸之主”，他起初試圖抑制門閥而加強皇權，奈何“歷史的程序往往並不會因為某一個人的意志而發生根本性的改變，因此，秦穆宗的努力最終不得不隨著朱詹、楊運的下臺而付諸東流了”，於是，“東秦王朝本就不那麼強勁的脈搏”便與秦穆宗的“雄心”一同日損了。[張仕一：《佞幸與寒門：東秦光宗與穆宗時期對門閥勢力的抑制——兼談穆宗與東秦王朝》，2023年8月。]在《論“虞晃案”——兼談朱詹》一文末尾的“餘論”中，作者則對朱詹跌宕起伏的人生作了一個回顧，並在最後指出他以為，朱詹那句“欲展鯤鵬，而長天為燕雀所據，不有我之可翔也”，“未必是覺得以自己的能力難以與這些‘燕雀’爭奪‘長天’，而是在他看來：‘這天下的燕雀如此之多，添我一個鯤鵬，又於天下何加焉？’”[張仕一：《論“虞晃案”——兼談朱詹》，2023年9月。]
二、“性別研究”
史學界的“性別研究”作為當下史學界的一個相對較新穎的研究領域，得到了各個方向學者的高度關注，在中國學術界，婦女\/性別史可謂“顯學”。[李志生：《中國婦女\/性別史研究為何略顯沉寂？》，《中國史研究動態》2023年第3期。]東秦史與《前秦書》學者也不例外地對東秦相關的性別史研究給予了相當程度上的關注，在過去的一年中，有關東秦史與《前秦書》的“性別研究”相關成果主要有沈三川的《忠烈勇義，匪惟丈夫：從〈前秦書?列女類〉與〈前秦書?前秦后妃類〉看楊聆之婦女觀》一文與同氏的《梁氏之死：“私門內事”與政治博弈》一文。
其中，沈三川《忠烈勇義，匪惟丈夫：從〈前秦書?列女類〉與〈前秦書?前秦后妃類〉看楊聆之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