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心欲有之。七月，帝言於應曰：“今梁軍數敗，天下四起，一時不能擾荊襄，餘請麾師泝入川蜀。梁為鎮關東之亂、鮮卑之侵，盡發川蜀之軍，其一郡之卒不能滿千，義師西鄉，自可摧枯拉朽，巴庸之地可傳檄而定，時將軍帥師發於江陵，臣偏軍動於上庸，則暴梁可滅，中原可圖矣。”應然之，帝又請曰：“巴庸雖易圖，而亦非唾手之物，臣乞予臣兵一萬，請任成隨行，則可橫掃如卷席矣。”應許之，予兵一萬，加本營軍一萬，合二萬人，越巫山，鄉白帝（注曰：此後帝遂獨創基業矣）。4
首先，秦高帝向郝應請求任成率軍一同入蜀，最直觀的目的無疑是為了能夠增強西進力量，以期“橫掃如卷席”，似乎並無奇特之處。但仔細分析當時的局勢，不難發現，秦高帝這一請求，實際上是在利用任成作為秦高帝與郝應的共同親密人士這一特殊身份，來為發揮更重要的作用：秦高帝這次行動，所率“本營軍一萬”，獨立西向發展，很難不會引起郝應的提防，因此秦高帝選擇以退為進，讓任成與自己一同前往，一方面，任成是郝應的元老部下，使任成與自己一起，可以打消郝應的疑慮；另一方面，任成又與秦高帝關係親密，不至於出現紛爭掣肘的局面。因此，在秦高帝獨立的關鍵事件——入蜀上，任成透過自己作為秦高帝與郝應的共同親密人士這一特殊身份的被利用，被動地發揮了重要作用。
然而，在秦高帝成功奪取“巴地”，並放棄取道上庸以進攻中原，而選擇繼續西進奪取蜀地時，卻將任成留在了上庸：
?八年秋，帝入巴蜀，求成偕行，成遂與共西鄉，先鋒破房陵，取上庸，帝乃留成於上庸，使北備梁。5
秦高帝的這一舉動，與此前向郝應請求與任成一同西進一樣，都是在利用任成的特殊身份，發揮其政治作用：首先，秦高帝既然已經決定奪得蜀地以自立，自然不希望身邊有任成這樣與自身威望相當，具有一定獨立力量，且與其他勢力關係密切的人留在自己身邊，因為這無疑會導致內部出現不穩定因素，因此秦高帝必須使任成遠離，西秦都雲令在註解《前秦書》時，已經認識到了這個問題：
?（秦高帝）遂委兵一萬於任成，使聲助於郝應（注曰：時任成雖與帝有舊，非帝內臣也）。6
其次，秦高帝雖然已經事實上宣告獨立，但在表面上仍然隸屬於郝應，秦高帝在自身根基未穩之時，自然也不希望與郝應過早地出現爭鬥，因此，秦高帝選擇將作為秦高帝與郝應的共同親密人士的任成，留在處於秦高帝和郝應勢力之間的上庸地區，無疑發揮了一種緩衝作用；最後，上庸作為巴蜀的西北門戶，自然需要看守，與其分割自己的力量，不如就勢使任成留守，“北備梁”。總之，秦高帝在分析當時的局勢後，第二次利用任成作為秦高帝與郝應的共同親密人士這一特殊身份，實現了自身的需求，而任成也再次透過自己特殊身份的被利用，被動地在秦高帝獨立的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二、秦魏之間：秦高帝獨立後的任成
梁廢帝崇寧十年，郝應和秦高帝相繼稱王，隨著郝應的一句“何言為我取川蜀？受之詐也”7，二人終於正式地成為了兩個各自獨立的勢力。而任成作為與雙方都有著密切聯絡的“中間人士”，其在兩者之間的向背，無疑會對當時的政治格局產生重要影響，事實證明，任成也認識到了這一點，在兩者丟擲的橄欖枝中作出了抉擇：
?十年正月，郝應稱魏王，拜成兗州牧，爵韓國公。二月，帝稱秦王，拜成為右將軍、兗州牧、韓國公。成得拜，不知何從，遂問以司馬左玄，玄曰：“將軍今居四戰之地，宜按而不動，報書二王，莫為傾倒，靜待以時變也。”成從之，如其計雲，與二王皆稱臣，且和之，但受兗州牧，不稱韓公，以上庸、房陵、武當、筑陽、山都五縣為兗州境，惟守土養民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