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規定，其實就是列強欺負清政府對這項權力不清楚，不重視。這些規定暗含三點，一是外籍船隻進出中國口岸時有權自由僱用引水人，二是任何人，包括外籍人，都可以申請在中國擔任引水人，三是引水事權操縱於外國領事手中。這些規定，中國引水業納入了依附型發展道路，埋下了引水權喪失的根由。
當時，中國引水業方處於起步階段，專門的中國引水人非常少，多由漁民、船戶兼營引水。在外國領事、商人以及航運勢力的支援下，外籍引水人紛紛躋身各通商口岸引水業。及至第二次鴉片戰爭之後，通商口岸增多，引水業也在更多港口興起。制定全國性的引水法規，建立統一的引水管理制度，遂成為引水業進一步發展的需要。但當時清政府依舊缺乏這方面的自覺，對此漠然處之。這又給外籍勢力以可乘之機，他們積極策劃制定引水規章，試圖將中國引水業的管理權，集中到自己手中來。
1867年，駐北京的外國公使團，正式向清政府提出要求制定一份全國性的引水法規。這一提議為清政府所接受。而制訂這一引水法規的，就是已經被清政府所看重、信任，並且擔任了海關總稅務司羅伯特。赫德。 就這樣，在公使團的操縱和赫德的蓄意引導下，一份《中國引水總章》草案很快出**，並得到了清政府總理衙門及公使團的認可。試行一年後，赫德又對這份章程稍作修改，於1868年再次頒行各港“試行”。不過，說是“試行”，這個章程卻一直施行到了現在，足足過了28年（真正的歷史是66年）。
《引水總章》規定，凡是與中國簽訂了通商條約的國家，其公民與中國人一樣，都有資格申請擔任通商港口的引水人。全國的引水管理權，集中於海關總稅務司手中。在總稅務司的領導下，根據《總章》的精神，各港分頭制定地方性引水章程，並負責本港引水事務的具體管理，各港負責引水事務的結構，是各海關稅務司下屬的理船廳，其長官為港務長。由此，一個以海關總稅務司核心、以各港理船廳為樞紐的全國性引水管理體制，遂得以建立。《總章》頒行後，中國沿海各港口的引水業，即在這種體制內執行，六十多年裡，一直未有大的改變。
表面上，這種體制有利於維護中國的引水權，因為從名義上說，海關是中國政府的一個職能部門。但問題在於，其一，海關係統完全被外籍人，尤其是英國人所控制，並服務於外國對華經濟、政治攻略，因而主觀上並無維護中國引水權的動機。其二，海關並沒有掌握引水事務的全部權力，因而客觀上無法抵制外籍勢力對中國引水權的侵奪。《總章》規定，除了港務長之外，外國領事和外國商會，在港口引水管理上，也有很大的發言權。譬如，在引水人考選時，外國領事和外國商會代表，即佔了四票中的兩票，還有兩票，為引水人代表和港務長自己。可引水人代表往往也是外籍人。這樣，在外籍勢力佔絕對優勢的情況下，能夠透過考試、取得證書，並正常執業的引水人，幾乎都是外籍人。外籍港務長即使有意維護中國的引水權，也力不從心。更何況他們還沒有這種想法。
引水事權既為外國勢力把持，外籍引水人遂逐漸將中國引水人排擠出去。在上海港，從1871年開始，就從未增補過中國引水人。而原有的中國引水人也迫於外籍引水人的壓力，不是辭職，就是提前退休，如今已經沒剩下幾個人了。可以想象，再往後，中國的上海港可能就不會再有中國自己的引水人。而不僅在上海港，其它沿海通商港口莫不如此。由是，中國新興的引水業變成了一個“國際性”的行業，而本國人反被排斥於其外。
引水權的喪失，不僅侵害了中國引水人及航運業的利益，也嚴重威脅中國的國防安全。
本來，這一次的談判有許多內容其實都是郭金章向李鴻章提起的，甚至經濟特區之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