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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因此一嘆。

作品性質摺疊編輯本段

孔子所作的《春秋》是一部蘊涵著作者深刻政治思想的政治學著作,這是從先秦孟、荀史書到兩漢馬、班諸家一致的正確看法。兩漢以後,今文經學衰微,學者多受古文經學門戶之見的影響,錯誤地視《春秋》為歷史學著作,並由此引發了長期以來聚訟紛紜的《春秋》性質之爭。

圍繞《春秋》是歷史學著作還是政治學著作這一問題,千餘年來先後形成了以下三種觀點:一、傳統今文經學家的正確觀點,即以《春秋》為政治學著作,持此說者如清人皮錫瑞,近人徐復觀、呂思勉、胡適等;二、古文經學家及近代“古史辨”派學者的觀點,即認為《春秋》是歷史學著作,古文經學家如晉人杜預,近人錢玄同、顧頡剛、劉節等人堅持這種看法;三、調和說,即認為《春秋》“亦經亦史”,持此說者如錢穆、雷戈。就“亦經亦史”的說法,錢穆認為《春秋》是一部“亦經亦史的一家言”,理由是古無經、史的區別,經、史之分是後代才有的觀念,“若我們定要說《春秋》是經非史,這實在只見其為後代人意見,據之以爭古代之著作,未免搔不著痛癢”。然而關於“經史不分”之說這點,鍾肇鵬先生曾在上世紀60年代的一文中專門加以辨析,並闡明瞭中國古代經史有別、史先於經的觀點。

寫作背景摺疊編輯本段

孔子“作春秋”的原因,史記中是這樣記載的:“餘(太史公)聞董生曰:‘周道衰廢,孔子為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為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司馬遷對《春秋》極為推崇:”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夫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法之所為用者易見,而禮之所為禁者難知。

學術界對於《春秋》的史學價值存在質疑。胡適認為:“《春秋》那部書,只可當作孔門正名主義的參考書看,卻不可當作一部模範的史書看。後來的史家把《春秋》當作作史的模範,便大錯了。為什麼呢?因為歷史的宗旨在於‘說真話,記實事’。《春秋》的宗旨,不在記實事,只在寫個人心中對實事的評判。”徐復觀先生也說:“可以斷定孔子修《春秋》的動機、目的,不在今日所謂‘史學’,而是發揮古代良史,以史的審判代替神的審判的莊嚴使命。可以說,這是史學以上的使命,所以它是經而不是史。”

然而史料記載中並沒有對《春秋》的歷史記載產生懷疑。杜預在《春秋左傳集解。序》中說:“仲尼因魯史策書成文,考其真偽,而志其典禮,上以遵周公之遺制,下以明將來之法。”朱熹說:“聖人作《春秋》,不過直書其事,善惡自見。”(想知道《神探貝斯特》更多精彩動態嗎?現在就開啟微信,點選右上方“+”號,選擇新增朋友中新增公眾號,搜尋“wang”,關注公眾號,再也不會錯過每次更新!)(未完待續)

543 春秋 3

春秋記史的筆法與史記不同。司馬遷明確指出:”餘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非所謂作也,而君比之於春秋,謬矣。”但春秋的“微言大義”並不意味著其“言”是失實的。張京華有這樣的評價:“如果說‘良史’、‘實錄’代表了古代史學的基本原則,‘微言大義’則是代表了古代史學的最高境界。”也許正因如此,《左傳》才會說:”《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汙,懲惡而勸善,非聖人,誰能修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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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大義”並非“史義”。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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