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之前流通的銅板同樣不得再用，取而代之的是新造的一元的硬幣。
由於百姓去大清銀行兌換紙幣時有許多碎銀子，關緒清按照一分銀子九分鉛的比例製造出一元的硬幣。
有了英國的1000萬英鎊作為外匯儲備，幣制改革也相當的成功。有了新的幣制，國內就可以形成單一貨幣的流通市場，不用像以前，這個省用毫洋，那個省用半開、銀角子。統一的貨幣對商業發展有很大的作用，可以將國內市場更好的融合在一起，而國家掌握了貨幣的發行權，對於國家經濟的調節能力也就更強了。
國家推出了紙幣，百姓都用紙幣交稅，不用再借口“火耗”多收錢了。這條政策出臺之後，引起了全國百姓的共鳴，各省的大清銀行都出現了擠兌的情況。一夜之間各省銀行內銀子都堆成了山，印出的紙幣一時之間都在全國風靡地流動開了。
不過當時的傳播渠道實在太過單一，初了衙門口的告示，各種報紙之外。並沒有廣播、更沒有電視，許多鄉下地方都不知道出紙幣這樣的事情，仍然使用銀子也是有的。或者有的不知道一兩銀子兌換十銀元紙幣，被同鄉用十兩銀子兌換十銀元。
在部分地方也鬧出了一點事情，不過總體來說這次貨物改革還是取得了一定的成績。百姓也看到了政府在為他們辦實事，有的時候百姓是很容易滿足的。
在當時來講，只要吃的飽，穿的暖就沒有其他的要求了。
而在關緒清看來，這還遠遠不夠。他需要的可能……甚至……是整個世界！！
任何國家的政治經濟改革，固有的社會意識形態總是最難被改變的，也是阻撓改革措施的根本所在。
簡而言之，就是民心決定改革的成敗。日本明治維新之前，吉田松陰、長井雅樂、高衫晉作等人已經為日本民眾作了十幾年的思想準備，更遠的甚至可以追溯到在日本流傳了一百多年的“蘭”學，日本德川幕府雖然也以採取“閉關鎖國”的政策而文明，但他們又異常地提倡荷蘭人帶進來的西方知識，日本計程車族階層紛紛用荷蘭語來研討歐洲近代的天文，地理，醫學等新興學科，並由此瞭解到西方世界的發展，這就無怪於明治維新水到渠成。
反觀中國歷史上的戊戌變法，真正具有改革意識的只是上層的那一小撮人，還不具有統治地位，而民眾仍然是懵懂無知，也就無怪於像鬧劇一般，只維持了百天便慘淡收場。
後來的辛革命也是一樣，從魯迅的《阿Q正傳》等文學中就不難看出，這又是一次上等人的革命，所以它沒有能夠改變中國。
其實康有為、梁啟超、孫中山等人都知道社會變革是要有思想作基礎的，戌戌變法前，維新黨人也曾在全國各地的草堂講學，《海國圖志》、《盛世危言》、《瀛寰志略》等書的出版也不可謂不振聾發聵。
但他們錯誤的估計了自己的困難，從後世流傳的一些史料可以看出，不論是康有為、梁啟超還是孫中山等人都有師法日本人的痕跡，而舉凡改革措施也多與日本作比較，殊不知日本多大，中國多大，日本也許只用民間有識之士十幾年訓導之功，便能幡然覺醒，而中國這般春風化雨只怕最少要上百年時間，更何況中國是站在封建制度頂峰的國家，中國地封建教育也是世界上最完善、最徹底。
這就更加深了透過文化思潮促進民族覺醒的困難。後世的很多人悲哀的發現，要想在中國掀起像法國大革命前那樣的啟蒙思想運動幾乎是不可能的。
中國的人實在太多了，因而就更加難得齊心，很難有一種東西讓所有人都關注，最後得出的結論是，要想讓中國百姓自覺的覺醒，只有靠戰爭，把他們*到面臨生死存亡地境地。如果沒有北伐戰爭、土地革命、八年抗戰、解放戰爭這樣連續數十年的戰爭，也不會有新中國建立時那麼高的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