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日，是孝宗大喪除服的日子。嘉王趙擴由王府直講彭龜年陪同，在軍隊護衛下來到北內。趙汝愚則先命殿帥郭杲率衛士赴大內請來傳國玉璽，自己與其他執政率群臣也來到北內孝宗靈柩前，向垂簾聽政的太皇太后吳氏建議立儲傳位。
吳氏命趙汝愚宣佈皇子嘉王即皇帝位，尊光宗為太上皇帝。嘉王聽了，繞著殿柱逃避不止，連說&ldo;做不得&rdo;，吳氏大聲喝令他站定，親自取過黃袍給他穿上。
嘉王在韓侂胄、關禮的挾扶下側坐在御座上，仍自言自語道：&ldo;我無罪。恐負不孝之名。&rdo;汝愚早率群臣跪拜了新君，他就是宋寧宗。次日，吳氏撤簾還政。在她的主持下，南宋王朝度過了一次皇位傳承的危機。
一場老皇帝缺席、新皇帝勉強的內禪禮終於收場。至於太上皇光宗，其後病情更重，清醒時，他不能原諒兒子奪了自己的皇位，拒絕見寧宗；恍惚時，他瘋瘋顛顛滿宮禁亂跑，宮女內侍私下裡都叫他瘋皇。退位以後，他還活了六年，慶元六年（1206年）去世。孝宗選他作繼承人，完全是決策錯誤。他以精神病患者而君臨天下達兩年半之久，最後造成政局動盪一籌莫展，凡此都深刻揭示了君主專制的非理性。
高孝光寧四朝，內禪倒有三次，歷史似乎一再重演。但比起紹興、淳熙內禪來，紹熙內禪實際上是迫不得已情勢下的皇位更代，意味著其後的南宋王朝，連淳熙內禪那種表面的人君之德和昇平之相都難以為繼了。
細說宋朝62：慶元黨禁
寧宗被趕鴨子上架，他對留正臨變脫逃印象太壞，改命趙汝愚為右相。據說，太祖曾把&ldo;同姓可封王不拜相&rdo;的家法載諸太廟，以防宗室之尊與相權之重相結合，構成對君權的威脅。汝愚以前，宋朝確實還沒有宗室任相的先例。若僅為身謀，汝愚應該迴避，但他有一種以天下為己任的責任心，認為朝中還有一批正直之士，可以共事而圖治，便決定犯忌踏上危徑。
朱熹入朝任經筵侍講，當上了貨真價實的帝王師。以趙汝愚為政治領袖，以朱熹為精神領袖，寧宗初政，倒也眾賢盈庭，露出點治世氣象來，以至人稱&ldo;小元祐&rdo;。
趙汝愚有自信成就範仲淹、司馬光那樣的相業。在他建議下，紹熙五年（1194年）歲末，寧宗下詔改明年為慶元元年，表明了寧宗君相對慶曆元祐之治的無限嚮往。但真有諷刺意味的是，改元詔書頒布前四天，朱熹卻被罷官出朝。慶曆元祐夢還沒就枕，慶元黨禁倒因朱熹罷官而預先揭幕了。
這場政治集團內部的黨爭，以道學之禁為其主要內容和外在形式，把朋黨之爭和道學之爭攪和在一起。朋黨之爭從北宋初年開始幾乎沒有消歇過，但與道學之爭錯雜糾葛在一起，則集中在高、孝、光、寧時期（洛蜀朔黨爭即便有學說不同的因素在內，也只是新儒學內部不同派別的政見分歧，並未以道學與否劃線。）早在孝宗期，雙方就有過道學真偽之爭，孝宗雖然不喜歡空談心性的道學之士，但沒有讓這場爭論釀成黨爭。這一時期正是程朱理學駸駸乎由時尚之學向獨尊之學邁進的時期，理學家及其依附者在官僚層中所佔比例激增，有一種強烈的門戶認同感，在自律甚嚴的同時，也責人頗苛。而那些被排在門戶之外的仕宦們，趁著理學尚未被獨尊為官學，還有被議論指摘的可能性，便在朋爭的同時，對政敵所主張的學說也一併攻擊，以便從根本上摧毀政敵。因而在理學已成顯學而未成官學之際，朋黨之爭往往以道學與非道學之爭為其主要內容和外在形式，便絕非偶然。理宗以後以迄明清，因理學已定於一尊，儘管朋黨之爭仍是封建官僚制難治的痼疾，卻與理學之爭脫了鉤。
紹熙內禪，實際上是一場宮廷政變。趙汝愚以首席執政的身份主其事，趙彥逾參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