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嘉學派也是以領銜人物葉適的籍貫命名的。葉適，字正則，世稱水心先生。他反對程朱&ldo;理在事先&rdo;的觀點，認為&ldo;道在物中&rdo;。在義利問題上，他主張&ldo;以利和義&rdo;，指出&ldo;既無功利，則道義者，乃無用之虛語&rdo;，&ldo;善為國者，務實而不務虛&rdo;。他對孔子以外的&ldo;古今百家，隨其深淺，鹹有遺論&rdo;，往往&ldo;有卓然不經人道者&rdo;。
在學術上，浙東事功三派也以永康學派最為激進，甚至有點偏激。但在功利之學的廣度與深度上，葉適比陳亮更徹底，影響也更大，對朱熹理學的衝擊也更激烈，李贄因而稱讚他&ldo;無半點頭巾氣&rdo;。正因如此，朱熹對事功學派也比對陸學更持否定態度：&ldo;陸氏之學雖是偏，尚是要去做個人；若永嘉、永康之說，大不成學問&rdo;，在朱熹看來，葉、陳恐怕連&ldo;做人&rdo;的資格也沒有。
南宋事功學派批評程朱理學空談性命道德。但就朱熹等理學家而言，他們倒並不是專尚空談的：首先，他們身體力行自己主張的道德性命之學；其次，他們要求包括君主在內，人人都這樣去身體力行，小則修身齊家，大則治國平天下，以期內聖的功夫翻出個外王的世界來。
但平心而論，第一，是否天下所有人都肯去做那種內聖的功夫，即所謂&ldo;人心不同，所見各異，雖聖人不能律天下之人，盡棄其學而學焉&rdo;；第二，希望內聖的功夫翻出外王的世界，怕也只是良好的願望，因為理學框架裡缺少這種可操作性的東西。
另外，理學家太講道統門戶之見，總以為自己的學說是讜言正論，其他思想都是異端邪說，希望天下只有獨此一家的聲音。以這種態度去治學，引起的至多是理學不同派別之間或程朱理學與事功之學之間的學術爭論。但隨著持這種門戶之見的理學家進入官場的人數已漸增多，他們倘若還是持理學的標尺，自視甚高而責人太苛，在理學在定為官學以前，就容易引起例如慶元黨禁那樣的黨爭，在理學被定為官學以後，就容易滋生出一批應景的假道學。當然，宋代道學，還是真多偽少。
細說宋朝77：史學
就總體而言，兩宋學術是先秦諸子百家爭鳴以後僅見的高峰。即如史學，陳寅恪也對宋代評價最高：&ldo;中國史學，莫盛於宋&rdo;，&ldo;宋賢史學，古今罕匹&rdo;，&ldo;有清一代經學號稱極盛，而史學則遠不逮宋人&rdo;。宋代史學的發達繁盛，有其社會文化多方面的原因。
宋代設有各種專門的修史機構。起居院專門負責修起居注；日曆所將起居注與時政記等史料逐日編成日曆；實錄院把日曆等史料按某個皇帝或幾個皇帝的斷限撰成實錄；國史院再將實錄等史料編撰成某朝或幾朝國史；會要所匯集各類檔案檔案編為一朝或幾朝會要。以上各種官修史料，除了《太宗實錄》尚存殘稿，只有歷朝會要尚有從《永樂大典》輯出的大部頭《宋會要輯稿》傳世，號稱宋代史料的淵藪。朝廷對官修史書的重視自然會推動史學的發展。
宋代出現的疑經思潮對當時史學也發生了重要影響。當時學者，例如孫復、李覯、歐陽修、司馬光、王安石、劉敞、蘇軾、朱熹、葉適、王柏等，都對儒學經典中的一部或幾部提出了程度不等的質疑，這些質疑不僅有義理方面的，也有考據方面的。疑經思潮在學術史上有突破藩籬、解放思想的作用，既是理學得以產生的條件之一，對史學考證也有一種思想方法論上的推動。
宋代與歷史學相關學科或拓荒，或發展，也為歷史學這門綜合性學科的繁榮昌盛注入了助長的激素。宋代湧現了一大批金石學的奠基性著作，例如歐陽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