興定三年，金朝試圖憑藉軍事上小小的上風迫使南宋議和納幣，宋方卻拒絕金朝打探訊息的詳問使入境。金宣宗只得任命僕散安貞為統帥，正式下詔伐宋。僕散安貞率大軍分三路南下，一路攻黃州麻城，一路犯和州，另一路出盱眙，長驅全椒、來安、天長、六合，前鋒遊騎直抵採石（在今安徽馬鞍山），建康再次震動。
再宋金戰爭的過程中，南宋朝廷苟且無策，關於戰守和的討論沒完沒了；前線也是將無守意，軍無鬥志。除趙方主持的京湖戰場有值得稱道的戰績，江淮戰場因有山東紅襖義軍的牽制，金軍不能為所欲為，川陝宋軍棄地丟城的記載不絕於史，連軍事重鎮大散關都多次失守，四川制置司駐守的興元府（今陝西漢中）也一度陷落。
不過，興定南侵對金朝來說，肯定是一場力不從心的戰爭。宋軍誠然腐敗，金軍雖有小勝，但在城池關砦的攻守爭奪上，雙方始終處於拉鋸戰狀態。統帥僕散安貞，與祖僕散忠義、父僕散揆三世俱為女真名將，他在侵宋戰爭中不殺俘虜，把俘獲的宋朝宗室獻給朝廷。
興定五年六月，尚書省竟誣奏其通敵謀叛，宣宗信以為真，說他&ldo;前日之俘，隨時誅戮，獨於宋族，曲活全門&rdo;，就是別有企圖，將他處死。安貞有將略，他一死，侵宋戰爭即難以為繼。金朝不僅沒有實現一廂情願的擴地立國的美夢，反而因戰爭巨耗而國用睏乏，兵馬折損，十不存一，大大削弱了抗蒙的實力，加速了自身滅亡的程序。
這場戰爭斷斷續續進行到宣宗在位的最後一年，雙方就像一對筋疲力竭的拳擊手，誰都沒有擊倒對方的優勢，氣喘吁吁的都想休戰了，當然，這一願望對金朝也許更迫切些。這場戰爭對南宋的警示作用十分明顯，就是王夫之在《宋論》裡指出的：&ldo;以既衰之女真，而宋且無如之何，則強於女真者，愈可知也！&rdo;但宋朝似乎很少有人看到來自女真背後的蒙古威脅。
在宣宗南遷前後，河北地主武裝紛紛結社自保，其中清樂社首領史秉直率清樂軍投降蒙古軍統帥木華黎，其子史天倪被封為萬戶。史天倪旋即御其叔史懷德統領私家軍隊，與蒙古軍合兵攻陷遼西重鎮北京大定府（今遼寧寧城西南）。其後，天倪族弟天祥為蒙古軍攻打大定府以南的其他地主堡砦，貞祐三年八月，與中都的蒙古軍會合，南攻河間府、大名府、滄州、深州等河北、山東州府。像史家父子兄弟這樣的官吏、地主武裝紛紛叛金助蒙，在相當大程度上削弱了金朝在中原的統治基礎，金朝抗蒙形式更為惡化。
當然，在擁兵割據、守土自保的地主武裝中，也有以擁金抗蒙相號召的，金朝統治者往往授以&ldo;義軍&rdo;的名義，以藉助他們的力量來屏衛金朝統治的中心地區。河北義軍隊長苗道潤曾先後收復金朝五十餘城，金宣宗封他為中都留守兼經略使，命其收復中都，卻被中都經略副使賈瑀挾私隙刺殺，朝廷也不過問。
苗道潤舊部張柔誓師復仇，金朝就任命他為中都留守兼大興府尹、本路經略使，但他後來卻投降了蒙古，雖殺了賈瑀，卻回過頭來攻打金朝州縣。因而這些&ldo;義軍&rdo;首領決不是忠貞不二的擁金抗蒙派，擁金還是降蒙，完全取決於他們自身的利害得失，絕無道義可言。
在蒙古羅致史秉直父子、南宋招降李全夫婦的啟發下，金朝早就有大臣提議封建河朔，藉助實際上已經裂土擁兵的地主武裝來為金朝守地保民。興定四年（1220年），宣宗聽從御史中丞完顏伯嘉的建議，對山東、河北、山西等地九個實力最大的地主武裝首領分封九公，讓他們各自統轄自己的勢力範圍。這九人姓名封號、勢力範圍及其最終結局分別是：
王福，原任滄州經略使、權元帥右都監，封滄海公，主要管理清州（治今河北青縣）、滄州（今屬河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