怨望把韓侂胄與劉弼捆在了一起。侂胄問以對策，劉弼說：&ldo;只有用臺諫。&rdo;又問：&ldo;怎樣才能用臺諫？&rdo;答道：&ldo;御筆批出就是。&rdo;心計不多的韓侂胄頓然開悟，自此將御筆和臺諫作為打擊政敵的兩件法寶。
寧宗即位以來好出御筆，彭龜年說他&ldo;有失為政之體，殆非初政之美&rdo;，但他置若罔聞，給侂胄留下了染指之便。臺諫官何以在黨爭中能起至關重要的作用呢？因為對君主來說，臺諫象徵著公論，多予重視和採納。對上至宰執大臣、下至一般臣僚，臺諫都擁有檢查彈劾權，而其主要制衡物件則是相權。按慣例，包括宰相在內的大小官吏，一旦知道自己被臺諫論劾，就必須去位待罪。由於宋代臺諫擁有議論彈劾的雙重權力，在黨爭狀態下，各方無論為了左右輿論，評斷是非，還是為了排斥政敵，打擊異己，都必須借重他們。
汝愚也深知臺諫的重要性，動作卻慢了一拍，坐視侂胄以御筆將其同黨謝深甫提為御史中丞，劉德秀提為監察御史。謝、劉入臺，侂胄便在對陣中佈下了活眼，其黨魚貫而進，言路上都是侂胄的黨羽。這是因為臺諫官享有獨立言事權，不但不必透過臺諫之長，還可以彈劾臺諫長官及其他言官。因此對黨爭的任何一方說來，關鍵在於抓住雙方力量消長或君主傾向轉變的有利契機，汲引及時而得當，一兩個臺諫便足以成為彈劾政敵、左右輿論的過河卒子，進而控扼整個言路。
援引臺諫，初戰告捷，韓侂胄又讓京鏜出任簽書樞密院事。侂胄打算貶竄汝愚，苦於找不到藉口，京鏜建議：&ldo;他是宗姓，誣以謀危社稷，就可一網打盡！&rdo;不久，這方面流言蜚語不脛而走。歲末，寧宗命趙彥逾出知建康府。執政夢斷，彥逾殿辭時遞上一張名單，說：&ldo;老奴今去，不惜為陛下言，此皆汝愚之黨。&rdo;彥逾與汝愚都是宗室，同為定策者，他的告發是很起作用的。
朱熹借經筵之便上書論御筆之害，寧宗轉發了這一奏疏。韓侂胄深感朱熹威脅之大，決定先下手為強。他讓優伶刻了一個峨冠大袖的木偶像，在寧宗面前獻演傀儡戲，仿照朱熹的舉止形態講說性理，引起寧宗對朱熹道學的厭惡感，接著乘機進讒說：&ldo;朱熹迂闊不可用。&rdo;
閏十月，寧宗內批朱熹提舉宮觀，理由是&ldo;方此隆冬，恐難立講&rdo;。趙汝愚把御筆袖還，寧宗認為汝愚為助朱熹而不行君命，怒氣愈盛。侂胄恐夜長夢多，令內侍緘封了內批面交朱熹。朱熹知道寧宗已徹底轉向，便黯然出了臨安。這天離他入朝只有四十六天。
朱熹出朝激起了軒然大波，給事中樓鑰、中書舍人陳傅良等甚至動用封駁權進行勸諫。寧宗說：&ldo;我最初任命他的是經筵之職，現在他事事要過問。&rdo;看來朱熹在經筵講學外，不時施加帝王師的影響匡正朝事，令他很不耐煩。
吏部侍郎彭龜年見韓侂胄用事之勢已成，決心背水一戰，向寧宗揭發侂胄，指望自己的學生皇帝做出取捨，以決君子小人消長之機。寧宗對汝愚表示，打算雙方都罷免。汝愚建議讓侂胄留在京城奉內祠，龜年依舊供職，他沒能犧牲龜年來換取斥逐侂胄，坐失逐韓的良機。寧宗當場同意，後因侂胄活動，最終的內批卻是侂胄與在京宮觀，龜年出任地方。汝愚再見寧宗，請留龜年，已經潑水不進了。
自朱熹、彭龜年被罷，趙汝愚自知抱負成空，便遞上辭相札子，寧宗還不打算罷汝愚的相。韓黨加緊起用李沐為右正言，胡紘為監察御史，作為搏擊汝愚的鷹犬。慶元元年（1195年）二月，李沐把各種謠言編織成一篇彈劾狀，請罷汝愚相位。
對流言蜚語，寧宗也頗有所聞：內禪前，汝愚說過&ldo;隻立趙家一塊肉便了&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