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的那種雄風，反而有一種難以克服的恐蒙心理，處於不斷捱打的被動境地，與女真民族的徹底漢化也有著必然的聯絡。真可謂是也漢化，非也漢化。

天時似乎並不厚待章宗。他在位期間，中原地區水旱蝗災頻頻發生，而黃河三次大決堤在使河道南移奪淮入海成為定局的同時，也使金朝經濟一蹶不振。這是因為：一方面，兩岸農民流離失所，中原農業遭到嚴重破壞，中央財稅大受影響。另一方面，大規模的賑災和河防更令金朝財政雪上加霜，僅章宗即位那年修復河堤用工四百三十餘萬，每工錢一百五十文，日支官錢五十文，米一升半，可以想見開支浩大。

在外部環境上，章宗時期不像乃祖世宗那麼有利。北方的韃靼諸部，與金朝長期保持著臣屬關係。但自章宗明昌六年（1195年）至承安三年（1198年），不時侵擾金朝邊界。章宗採取攻防並舉的戰略。一方面派遣夾谷清臣、完顏襄和完顏宗浩多次北伐，給以重創。另一方面，由完顏襄親督軍士民夫，在臨潢（今內蒙古巴林左旗東南）至泰州（今黑龍江洮安東北）一線，開鑿綿延九百里的界濠。據考古勘測，界濠深三至四米，寬十餘米，內側還築有牆堡，這是一項規模浩大的防禦工事。韃靼諸部的南侵，雖打破了明昌承安之治的寧靜，好在蒙古諸部尚未統一成為強悍善戰、無堅不摧的遊牧軍事帝國，還未對金朝形成真正巨大的威脅。

章宗對南鄰宋朝始終是一心維護和平局面的，但南宋權臣韓侂胄主動挑起戰端，發動開禧北伐，金朝被迫反擊，在全線獲勝的有利形勢下，迫使南宋訂立了嘉定和議。南北兩線的戰爭，雖然都以金朝占上風而告終，但大量的軍費卻使金朝財政入不敷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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