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在養著，好吃好喝精銳非常，到時候潤的時候帶著親兵們一起走，就能保證自家的安全了。
這些年做軍官，他攢錢也不容易。
職位不高的時候靠著吃兵肉喝兵血，辛辛苦苦攢下來一筆錢，等職位高起來之後有很多人給他送錢，他花天酒地至於也會把所得到的錢大部分都交給自己的妻子儲存起來。
為了方便跑路，盧永言把多年積蓄分成兩部分。
一部分還是銅錢，裝成罈罈罐罐藏起來準備帶走，南宋銅錢是東亞、東南亞地區的硬通貨，都能使用，很多國家都認這個，所以需要持有一些。
另一部分就兌換成其他價值堅挺的保值貨，比如黃金白銀、銅製器皿和蜀錦等等，減少佔有空間，方便搬運跑路。
至於家裡的房屋和一批不動產業，盧永言也很有前瞻意識的在得到之後就安排轉手賣掉，賣掉的錢也是兩部分處理。
所以在眼下這個緊張的時刻，盧永言其實是準備最充分的那一批人當中的一個。
俗話說機會總是留給有準備的人，盧永言就是那個有準備的人。
當然，有準備的人絕對不僅僅只有盧永言一個，聰明人永遠不少，行動力強的人也永遠不少。
伴隨著明國黃河改道工程即將完工的訊息在杭州傳播，相當一部分軍官、文官都開始行動起來。
以至於在洪武八年三月、四月間，杭州城內的商業交易市場上出現了一個短暫的繁榮期，很多優質商業資源被放出來，並且售賣轉讓的價格很低，打了不少折扣，讓人覺得只要買下必然血賺。
不過，經過幾輪戰爭的摧殘和杭州朝廷為了生存而展開的殘酷剝削，杭州民間幾乎已經沒有什麼人還有錢能買這些優質的商業資源了。
有錢的都是官僚自己人，自己人都準備潤，誰會在這個時候當冤大頭？
於是這些原本優質的商業資源幾乎沒有本地人願意買。
但是有一批人願意買。
有明國背景的商人。
這一切當然也是有原因的。
第二次明宋戰爭的和平條約簽訂之後，整個江南國的商業市場被迫完全向明國開放，明國商人可以購買並且獨立經營任何位於江南的商業店鋪，江南國官方並不能予以限制。
且江南國官方不能在稅收方面予以打壓，必須要維持在合理的區間內，而這個區間，需要江南國政府和中都朝廷共同商定。
簡而言之，明國商人在江南國做生意所需要繳納的一系列相關稅收，江南國官方都沒有最終決定權，決定權實際上在明國手中。
明國為了保護本國的國家對資本力量，當然會強迫江南國設定極低的對明國資本的稅收，甚至還有相當多的免稅環節。
而這一切，江南國本土民營商業是不具備的。
於是在這個環節中，明國國家隊控制下的商品生產成本大大降低，對江南國本地商品形成了絕對的價格優勢，於是就造成了明國商品大規模傾銷江南的現象。
除了鹽這個杭州朝廷的財政命脈堅持不開放之外，其他各行當幾乎都被明國開啟了。
於是明國先進的生產體系就體現出了巨大的優越性。
大量明國工場透過科學合理的流水線模式生產出來的商品在價格上是具有相當優勢的，他們生產出來的優質且廉價的布匹、農具、鍋碗瓢勺等百姓非常需要的正常商品開始大規模傾銷江南。
很短的時間內，質優價廉的明國商品就把一大片江南本地商人經營的產業給幹翻了。
江南本土商業勢力節節敗退，不斷被明國國家隊資本力量擠兌到破產，然後被併購，進一步增強明國國家隊資本對江南的經濟控制。
在這個過程中，杭州朝廷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