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景春所說的，也就是蘇詠霖這樣做的目旳所在。
泉州和廣州是南宋最重要也是最大的兩個對外貿易港口，是兩個市舶司的所在地，對於南宋來說，其最直接的意義就是每年兩百多萬貫的商業貿易稅收。
尤其是泉州，還有數量比較大的南宋宗室，南宋政府在泉州設定了一些比較重要的中央機構，使得泉州可以直通中央，幾乎算的上是南宋的副皇權中心。
其經濟和政治意義就在這裡。
而對於明國而言，這兩個州也是相當重要的存在。
蘇詠霖很早就圖謀搶佔南宋在世界貿易體系之中的份額，但是儘管多方努力，卻依然發現明國難以在商品經濟上和南宋競爭。
透過戰爭彰顯明國的國力和存在，並且組織商隊前往泉州和廣州等地和當地的外商進行交易，然後嘗試把他們拉到明國來貿易，賣給他們一些明國的手工製品和皮革製品。
但是外商普遍對明國表示不信任，他們更加信任他們已經站穩腳跟的泉州和廣州這兩個港口，信任與他們打過很多年交道的宋市舶司體系，對明國這個陌生的存在甚至懷著警惕的態度。
加上南宋官員和本地商人的添油加醋煽風點火，明國數次派遣的商隊除了賣出去一些手工製品和皮革製品之外，沒什麼收穫。
甚至有一次好不容易談妥了一筆草原皮革製品的商單，結果還給南宋市舶司官員攪黃了。
當時氣的林景春大發雷霆，掉了好幾根頭髮。
但是當時也的確是無可奈何，有錢的外商狗大戶們對明國這個陌生的存在實在是不怎麼信任。
這一方面是歷史原因，一方面明國的商業不發達，也確實競爭不過南宋。
在生產力差不多的狀態下，宋人透過高強度的剝削打造出了多個世界性質的商業貿易中心，從北宋到南宋，他們陸陸續續整合出了四個市舶司，即密州、杭州、泉州、廣州。
金宋戰爭之後，宋廷失去北方，也就失去了密州市舶司，明國逆襲之後，密州市舶司被明國掌控，但暫時沒有執行。
杭州自然就是臨安，剩下來兩個就是泉州、廣州。
幾處市舶司給南宋帶來的是海量的財政收入。
其透過貿易賺取大量利益供上流社會奢侈享受，等於南宋用舉國之力發展商業賺取錢財，而忽視了民生和糧食生產。
其商品經濟優勢是以不顧人民死活的低人權作為代價建立起來的，所以其低人權優勢是講究民生、重視農業生產的明國所無法相比的。
這種商業繁榮本就是建立在殘酷的剝削基礎之上，剝削一旦消除，不符合生產力發展現狀的虛假商業繁榮終將回歸於實用和理性。
朱明王朝的農業回流和保守意識形態的回流就是這種虛假繁榮泡沫破滅之後的必然結果。
所以如果放任自流，再過十年，蘇詠霖建立的明國也無法在商業上和南宋競爭，估計要再過二十年左右才能出現一些改變。
可問題的關鍵不在這裡。
國力終究不是商業競爭力能夠決定的，明國對南宋的全方位碾壓與商業競爭力的關係並不大，以南宋的政府組織效率和戰爭動員效率，給他把經濟收入提高十倍，也無法對抗明國。
它的經濟越好，統治階級的生活就越奢侈，實際國力增長相當有限，人民也不能得到任何好處，生活反而會愈發困苦。
外貿商業紅利全都落入以趙宋皇室為代表的的上層統治階級的口袋裡去了。
但是話又說回來，蘇詠霖也是要發展海外商貿的，這是必須的國策。
明國不僅需要強大的農業作為基本盤，一定規模的商業也是必須的。
在科技實力出現實質性進展之前，對外商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