謗。因其慈悲喜捨，救苦救難，佛法是神聖莊嚴的；因其智慧超脫，不落窠臼，不立一法，佛法又是一種逍遙和嬉戲。在《聖戰與遊戲》這篇短文中，韓少功把佛法中悲智雙運的內涵表述為：“思辨者如果以人生為母題，免不了總要充當兩種角色：他們是遊戲者，從不輕諾希望，視一切智識為娛人的虛幻。他們也是聖戰者，決不苟同驚慌與背叛，奔赴真理從不趨利避害左顧右盼，永遠執著於追尋終極意義的長旅。因其聖戰，遊戲才可能精彩；因其遊戲，聖戰才更有知其不可而為的悲壯，更有明道而不計其功的超脫——這正是神聖的含義。”（《聖戰與遊戲》，見《在小說的後臺》，山東文藝出版社2001年版）大乘菩薩止於慈悲，卻又遊戲神通。他把自己定位為一個神聖的遊戲者。
他這個時期的這些隨筆作品也體現了一個作家的文化素質，對各種文化資源吸收和消化的能力。韓少功是一個勤奮的讀者和耐心的傾聽者，一直保持著良好的閱讀習慣和寬大的學習胃口，對古今中外的各種思想表達都抱有濃厚的興趣。這些隨筆的書寫，為他日後從事的隨筆體長篇小說的創作做好了鋪墊。
一系列思想隨筆的發表，被認為是一次思想的出擊，給當時的文壇投下了炸彈。並不看好韓少功這一時期小說創作的評論家孟繁華，甚至稱其捲起了一場“庸常時代的思想風暴”。他說，“韓少功站立在南海邊地，以散論作為鞭子無情地抽打了那些垂死的靈魂，同張承志們一起不時颳起思想的風暴，洗滌文壇的空前汙垢，從而使他們這類作品有了一種醍醐灌頂的衝擊力。一個作家是否一輩子都有好小說問世並不重要，那是可遇不可求的。重要的是，他能以站立的姿態，示諭著人類仍然有不滅的精神存在。”（《文藝爭鳴》1994年第5期）有些論者把他和具有###文化背景的張承志和具有儒家文化背景的張煒歸入一列，稱他們是文壇上理想主義的“三劍客”。
張承志激烈抨擊文壇流行的“痞子”氣，倡導一種超越世俗利益的“清潔的精神”，呼籲作家們要“以筆為旗”進行抵抗，拯救母親一樣的中華文明，他決絕的姿態顯得高標絕俗，讓人聯想到一度燃遍全國的紅色思潮。張煒宣示一種土地的情懷和“精神的魅力”，批評物質至上的社會時尚，並表示對種種媚俗乃至惡俗的現象“拒絕寬容”。他指出，“在這個時期，恰恰操守成了最重要的。唯在這個時期，不能苟且，也不能展覽骯髒”，而“一個思想家、藝術家，唯一可以做的就是堅持真理和正義，不向惡勢力低頭，永不屈服，永遠表達自己的聲音，喊出自己的聲音：只要這樣做了，就會生命永存”（張煒：《精神的魅力》）。與他們相比，韓少功顯得溫和一些，他是在肯定物質慾望和世俗追求的合理性和必要性的前提下，去批判將這種合理性和必要性無度誇大，從而取締一切精神性價值的極端傾向。他同時也批判那種無視物質生活前提，取消世俗生活價值，一味誇大精神榮耀的另一種極端傾向。他在發出對“靈魂的聲音”的呼喚的同時，也肯定王朔等作家對偽道德的“殺傷力”及精神意義。然而，在所謂理想主義“三劍客”的有失寬泛的歸類之下，他們三人之間的差別很容易就被人們忽略了。儘管都是反抗精神對物質利益和權力的依附和投降，出賣靈魂的尊嚴，但在不依附物質利益和權力的前提下，精神還可能依附於其他聽起來冠冕堂皇的東西，接受另一種型別的屈辱和禁錮；利益也可能像病毒那樣以其他變體的方式出現，來突破靈魂的免疫系統，進入其核心領地，這同樣是韓少功不能接受的。倘若人的精神不能自足充盈，必然尋找依附體，依附的物件雖然不同，依附本身的性質卻是同樣的。以一種依附去反對另一種依附，或是在反對一種依附時走向另一種依附，會永遠在趨附的過程之中，立不到超越依附的“從無住本，立一切法”的境地上來。佛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