泛的調查，然後運用複雜的數學方法來分析調查資料。這樣就會得到統計描述型別，用以預測為什麼一個人可能會得不到一份工作，或者進監獄，或者有私生子。制定好政策的關鍵，就是先要展開一項好的科學研究。
我喜歡研究者們提出來的這些問題，但是比較起我在芝加哥街頭看到的活力十足的生活，這種討論顯得既無趣又遙遠，既抽象又呆板。尤為令我好奇的是，絕大多數研究者似乎並不喜歡與他們所寫作的人群見面。這並非出自於任何敵意——他們絕大多數都是好心腸，而是因為與研究物件的實地交談會被認為是雜亂的，非科學的，並且有產生偏頗的可能。
第一章 作為窮困黑人的感覺怎樣？（2）
我的問題並不新鮮。實際上，社會學的領域一直以來就分為兩個陣營：定量和統計技術型的研究者，以及經常與某個群體的人們共同生活，並透過直接觀察來研究他們的生活的研究者。
第二個陣營通常被稱為民族誌研究者。他們使用第一手的材料來回答某些特定的問題，比如，邊緣社群中的人們如何生存？或者何種因素會導致一項政策在某些家庭那裡執行良好，而在另外一些家庭裡則進展不順？
而定量社會學家經常會批評民族誌研究的取向。他們認為這不夠科學，認為答案可能會只與被觀察到的特定群體有關。換句話說，要得到任何重要與普遍的結論，你都需要仰賴對大量的資料組，比如美國人口普查或者其他大眾調查資料的統計分析。
我尚未真正遭遇到取向較為科學的社會學的挫折。但是當時我清楚，我不想整天只坐在教室裡談論數學。
所以我做了任何對種族和貧窮感興趣的明智學生都會做的事情：我穿過走廊，敲響了威廉？尤利烏斯？威爾森（William Julius Wilson）辦公室的門。威爾森是這一領域最有名的在世學者，也是社會學界最為傑出的非裔美國人。他已經在芝大執教將近二十年，曾經有兩本著作重塑了學者與政策制定者們對於城市貧困的思考。
我及時逮著了威爾森——他當時正要去巴黎度假。但是他說，他同時也正要著手開始一項新的研究，而我可以參與，如果我願意的話。
威爾森是一位溫雅多思的人。他當時穿著一件深藍色的衣服，儘管早已不再叼著他那標籤式的菸斗，但是他看起來仍然像那種你在電影裡看到的教授。如果你問他一個問題，他通常會沉默不語很久——他的確威嚴十足，然後才會給出一個意味深長的回答。
威爾森解釋說，他希望能夠更好地理解年輕黑人是如何受到其街區裡各種因素影響的，比如說，在一個住宅計劃區（housing project）中成長起來的窮人小孩，會比不在該計劃區中成長的類似貧困的小孩獲得更少的教育以及工作機會嗎？在一個被其他窮人區環繞的街區長大的小孩，與出身窮人家庭，但是在一個富裕街區長大的小孩的區別又是什麼呢？後者有可能受益於富裕街區裡的學校、服務以及工作機會嗎？
威爾森的專案尚處於計劃階段。第一步是要設計出一份基本的調查問卷，他建議我幫助他另外一個研究生設計所要提問的問題。這意味著要回顧早期關於黑人青年的研究，要看以前的社會學家們所選擇的是何種主題與問題。威爾森給了我一箱子舊問卷，他說我應該試著借鑑其中的一些問題，並提出必要的新問題。我學習到：社會學家喜歡使用他們的同事已經用過的調查問題，以便發展出可供比較的結論。這是社會學裡科學方法的關鍵部分。
我謝過威爾森，並去圖書館瀏覽他給我的問卷。我很快就發覺，我根本不知道如何去訪談任何一個人。
華盛頓公園和芝加哥大學隔著叢林小屋街相對，是芝加哥最為莊嚴華美的公園之一。它由弗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