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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對她說，你可以做人流，那樣比你隱藏在我這裡或者外婆家簡單得多。她好像感受到了希望，她顫慄著纖小的肩膀說著咒語似的語言：“我今後決不會讓任何男人碰我的身體了，我一輩子也不會讓男人碰我身體了。”她哭了，那是一種身體遭遇到摧殘的哭泣。她哭得很傷感，她哭的時候，彷彿想盡快地改變她身體的命運。
在她莊嚴的選擇之下，我帶她來到了醫院，一個多小時以後，她走出人流室，1981年還沒有無痛人流，那時候，一切器械都會帶來剝離感，這一點我守候在人流室外時已經感知到了，隔著幾道門，我依然能夠傾聽到紅的身體正在那些器械下掙扎、呻吟，她的身體在撕裂中獲得了疼痛的記憶。幾天以後，紅乘車回林區去了，多少年以後，紅嫁給的男人並不是當年與她發生性關係的男人。我想起了篡改權，想起在人生中一次又一次我們篡改歷史的那種人生權利。
1982年 明媚的、陰鬱的婚姻
整個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都是我度過青春期的時光，也是我的生活與青春相系的時刻。當女友丁麗麗遞給我她紅色的結婚請柬時，在電影院門口，我們看了最後一場電影散場的時刻，丁麗麗一直是我看電影的夥伴。在這期間，她秘密地談戀愛，直到她丟擲請柬，我才感覺到丁麗麗美妙的青春期是多麼地迷人。然而，她的男友到底是何人，一直是謎，在這個謎中，有人告訴我說，丁麗麗的男友不在本縣生活，他在大理，是一個跑推銷的男人，所以，丁麗麗認識了他。這麼說，丁麗麗就要從縣城嫁到大理去，大理城是如何地神秘，彷彿是神仙住的城市，而丁麗麗也驕傲地告訴我說她之所以嫁難那個男人，就是想到大理去生活。
在電影院外告別之後，我們就沒有機會再看電影了，丁麗麗正在忙著準備婚期的工作，當我出現在丁麗麗面前時，她的眼睛閃爍著比任何時候都明亮的光澤，那種青春期賦予她的自然光澤以及婚期籠罩她的期待，使丁麗麗顯得很明媚。而當婚期終於降臨時，卻是一個陰鬱的雨天，作為丁麗麗的女友，我將做伴娘，送她到大理去。
當一輛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貨車被裝飾成婚車出現在我們面前時，我用手碰了碰貨車上那些塑膠花，那些假的塑膠花顯得無比地豔俗。然而，那個時代，我們似乎都生活在豔俗之中。沒有人可以站出來，抵抗這種習俗，我坐在新娘丁麗麗的身邊，她就要嫁到大理去了，她就要夢想成真了。那時候，不知有多少縣城的女孩子羨慕丁麗麗的婚嫁，不知道有多少女孩子仿效了丁麗麗的生活。
新郎突然出現在一道道陰鬱的光線之中，他靠近丁麗麗，我感覺到了來自新郎的粗俗，他的年齡就像我在森林中看見的一棵已經充滿傷痕的樹，他的臉上確實有一道很不舒服的傷痕，丁麗麗在無人時說出了一句讓我震驚的話：“我並不愛他，然而，我只是想利用他讓我去大理生活。我們看了那麼多的電影，電影教會了我們去改變命運和實現理想，你都看到了，這是一個什麼樣的男人。”我拉住了丁麗麗，似乎想把她拉回到一個無限明媚的時刻，拉回到一面鏡子前，讓她看清楚她的自我，然而，已經來及了。
綴滿了塑膠花的婚車出動了。我坐在丁麗麗的身邊，我要作為伴娘，一直送她到大理。然而，在越來越陰鬱的時刻，我卻感受不到婚禮的歡笑，也感受不到婚車正沿著明媚的幸福之路上賓士而去。相反，我感受到的是一種悲哀。
丁麗麗胸前嵌著一朵豔紅塑膠花，她不時地低頭看一眼花朵，然後又仰起頭來，她似乎沒有什麼憂愁，她的身體所付出的代價並沒有給她留下陰鬱的顫慄。她直奔目標，似乎什麼也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