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僚士紳，可以是退任的官僚，或是官僚的親屬，
甚至可以是受過教育的地主，他們是在中國傳統社會中佔有一定地位、發揮一定功能的一個階層。
“士”指的是，古代統治階級中次於卿大夫的一個階層，即士族。
而“紳”本意指的是，古代士大夫束腰的大帶子，後引申為束紳之人，泛指地方上有勢力、有地位的人。
因為士紳崛起，全靠科舉，
而皇權又是科舉制定者，擁有最終解釋權，
所以隋唐之後計程車紳，從一開始就在地位上和漢朝以來計程車族有著本質的區別。
事實上這些所謂的“士紳”，在傳統豪強背景下連寒門都算不上，
因為相比於實際掌控帝國且世代榮華富貴的世家大族，
士紳首先沒有財政權和軍權，更沒有世襲的資本，
所以他們首先要努力，其次要高度依賴皇權。
在當時的隋唐統治者看來，這樣的庶族，是皇權能夠徹底打垮士族的利劍，事實上他們也確實做到了。
特別是北宋立國後的宋太宗時期，大大擴充了科舉錄取規模，
大量庶族子弟，得以鯉魚躍龍門，進入北宋帝國的體制內，並最終形成了龐大的文官集團，並進一步鞏固了宋朝重文輕武的國策。
從宋太祖趙匡胤“杯酒釋兵權”，剝奪武將兵權並徹底終結士族時代開始，
庶族，透過科舉制度最終開創了庶族統治的時代，
而因為此時的庶族並無顯赫的家族背景，更無法獲得世襲的特權。
所以為了保住自己的奮鬥成果，
文官集團紛紛在政府機構外購置田園，
因為此時的宋朝經濟高度發達，稅收主要倚靠工商手工業的帝國對農業依賴始終不強，
因此對土地兼併的抑制相對較輕；
加上因發達經濟帶來的官員高薪，
於是北宋中期，土地兼併就已經非常嚴重，
文官集團儘管沒有世襲官職的特權，卻想方設法地恩蔭子弟，造成了北宋冗官橫行，相應計程車紳階層也空前擴大。
在北宋這個士紳形成的時代，
文官集團大量購買田產土地，並利用寬鬆的政治環境和雄厚的財力參與商業，
這使得宋朝貧富差距越拉越大，
於是就有了之後范仲淹的“慶曆新政”和王安石的“王安石變法”。
但問題是，無論范仲淹還是王安石本身都是士紳階層，
縱然有“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志，但也難以提出兩全其美的方案，
結果就是北宋在王安石變法之後國策來回反覆，
北宋三冗負擔更加沉重，最終在1127年靖康之變後走向滅亡。
而士紳的崛起，本質是經濟的發展，也就是生產力的提升，
而兩宋作為歷史上最繁榮的時代，註定為士紳階層的崛起提供了千載難逢的空間。
千百年來，中原王朝統治核心長期位於北方，特別是關中和華北平原地區。
不過因為北方遊牧民族的不斷南下，生靈塗炭的北方經濟遭遇了巨大的破壞，人口也在兩晉、唐朝後期和北宋亡國後出現了三次大規模的南遷。
人口的南遷，除了導致北方豪強貴族失去了賴以生存的土地基礎，不得不接受徹底淪落的命運，還導致了經濟重心的南移。
南宋立國後，由於國土面積較之北宋更加迷你，
於是帝國財政更加依賴於工商手工業。
在這樣的情況下，經濟發達的江南地區，就擁有了越來越多的話語權。
“江南”之地，成為南宋帝國經濟重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