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順八年，公元1457年，兩月，
朱祁鏞在位期間的第三次科舉會試考試，開始了，
這次科舉考試，可謂意義非凡且至關重要，對於眾多舉子們來說，它就像是一座決定命運的橋樑。
此次科舉會試考試，不僅僅與每一個舉子個人的政治前途緊密相連。
要知道，一旦金榜題名，便能夠踏入官場，平步青雲；
而名落孫山，則可能意味著多年寒窗苦讀付諸東流，從此與仕途無緣。
更值得關注的是，這場考試還直接關係著他們背後整個家族在當下稅收改制——“士紳一體當差納糧”這件大事中的處境。
畢竟，朝廷已然明確頒佈詔令：
從今年起，地方上計程車紳群體，特別是那些七品官以下的地方官僚家庭以及家中沒有直系親屬擔任七品以上官位的人家，都必須如同以往被地方士紳們所輕視的普通百姓一般，承擔同樣的徭役並繳納相應的糧食賦稅。
這可絕非僅僅只是錢財多寡的問題啊！
更為關鍵的是，它觸及了地方紳士階層最為看重的面子問題。
長久以來，士紳們憑藉自身地位，享受著諸多特權，
如今卻要與平民百姓站在同一條起跑線上，接受相同的義務，
這無疑讓他們感到顏面掃地、尊嚴受損。
這種變化帶來的衝擊，使得本次每個參與科舉考試的舉子及其家族都倍感壓力巨大，
因為這場考試的結果，將直接影響到他們家族未來在社會中的地位和聲譽。
正因如此，參與此番科舉會試考試的舉子們，其數量之多簡直超乎想象，乃過往任何時候都無法比擬的規模。
當時，毫無疑問的說，這也得歸功於東北地區兩大邊疆將軍府的成功設立，
以及西南五省改土歸流政策得大規模施行。
也正因為有了這些舉措，使得本次科舉會試考試所能錄取的人數，同樣多得令人咋舌。
毫不誇張地講，天順八年舉辦的這場科舉，對於當今的大明王朝而言，絕對稱得上是具有劃時代意義且最為至關重要的一場科舉盛事。
歷經長達半個月之久的緊張激烈競爭與角逐之後，
這次科考總共錄取的進士名額竟然多達三百名！
這般強大而又奢華的陣容，其，所產生的影響力無疑是極其深遠的，可以說是開創了前所未有的先河。
這場科舉，不僅僅只是天順帝朱祁鏞在位八年期間大力推行新政改革後的一份出色成果彙報；
同時也是他特意為太子朱見深監國而精心籌備的一次寶貴人才儲備；
更是整個明代科舉歷史長河中的一個璀璨奪目的瞬間；
甚至還成為了留給後世史學家們的一道豐盛無比、令人垂涎欲滴的文化大餐。
天順八年，此次科舉錄取進士者有，
於歷史上輔佐孝宗成就“弘治中興”之偉業的內閣首輔劉大夏；
素有“李公（李東陽）善謀，劉公善斷，謝公（謝遷）尤善侃侃而談，後人贊為‘有明賢宰輔，自三楊外，前有彭、商，後稱劉、謝’”之美譽的一代名相劉健；
被後人譽為“尚書狀元”的一代名臣——張升，
開創明代書院會講之先河，注重教育之功效，教導學生以務實為要，使人人皆有學識，以達“士有定習，民有定志，官有定守，國有定製”之目標的一代教育大家、文學家、學者———羅倫；
其文被後人評價為“不刻意雕琢，獨重體裁，意蘊深沉簡約，理趣悠長”，其詩“用典自然天成，不露痕跡”，自成一派，在明朝中期成化、弘治時期的詩壇中，除李東陽之外的又一重要領軍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