糟，大批偽教職員進來。這是暑假後北大開辦的大障礙，但我決心掃蕩之，決不為北大留此劣跡。實在說這樣局面之下，胡先生辦遠不如我，我在這幾月給他打平天下，他好辦下去。”
【大炮】
傅斯年人稱“傅大炮”，一生直言不諱，炮轟要人。
傅斯年的老友程滄波說：忽一日，傅論及當時國民政府五院院長。論孫科，說：“猶吾君之子也。”論於佑老，乃是“老黨人且是讀書人”。論戴季陶，說：“阿彌陀佛。”論到孔祥熙，高聲作義憤狀：“他憑哪一點？”
1932年6月19日，傅斯年在《獨立評論》上發表著名的《中國現在要有政府》一文。傅斯年在文中指出，中國已面臨有史以來最大的危機，社會與文化已步趨總崩潰，因為總失業的緣故，國民皆成了叫花子，各路軍閥手下的官兵幾乎全部由叫花子組成，可謂要多少有多少，軍閥自然成了叫花子的頭目，故南北政府被一群流氓苦力與叫花子所平分。“照這樣形勢，雖有一個最好的政府，中國未必不亡；若根本沒有了政府，必成亡種之亡。”因而，傅斯年呼籲“一切不顧亡種滅國的人，幸勿此時興風作浪，這不是可以苟且為之的”。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變”爆發，傅斯年得知後極為震怒，高呼“國家元首豈容為賊所扣乎”？於是極力主張南京國民黨高層立即出動大軍討伐張、楊，同時連續在《中央日報》發表《論張賊叛變》等言辭激烈的檄文予以聲討。傅斯年言稱張學良的老子就是鬍子出身，“張賊天生的是一個犯上作亂的土匪種”。蔣介石“在此時中國是無可比擬的重要，他的安危關係中國國運比任何事都切緊”。再次疾呼儘速派中央軍西進，對西安呈扇形包圍，只要將西安圍住，“張賊學良”除投奔共產黨，將是死路一條。針對有人認為出兵西進，會激怒張學良並危及蔣介石的安全，傅斯年堅稱愈是大軍壓境，張學良愈不敢加害蔣，並預言性地指出，待中央軍包圍西安，張只有束手就範，屈膝投降，而張投降後，“只有蔣能救他一條性命”。
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發時，重慶國府於12月18日派出的最後一架飛機抵達香港機場，搶救困於香港的政府大員和學界名流。然而孔祥熙的夫人宋靄齡、二小姐孔令俊率領幾十名保鏢竟然阻止他人登機，卻把自己的僕人、洋狗、馬桶、香料和床板等通通運上飛機！陳濟棠、何香凝、許崇智、茅盾、郭沫若、陳寅恪等人均被攔截不能登機而滯留香港。當時皆以為陳寅恪已離開人世，傅斯年因此高呼“殺孔祥熙以謝天下”！
傅斯年一直對孔祥熙深惡痛絕。1938年，傅斯年就上書蔣介石，抨擊孔祥熙的才能、用人，揭露他縱容夫人、兒子與不法商人勾結髮國難財的惡行。蔣介石卻不予理睬。從此之後，傅斯年千方百計蒐集孔氏貪贓枉法、以權謀私的材料，準備在參政會上彈劾孔祥熙。當時胡適在美國，得知此事後立即寫信勸傅不要貿然行事，免得惹火燒身。但傅斯年並不理會，他開始著手調查孔的美金公債一案。
1940年8月14日，傅斯年給胡適的信中列舉了自己倒孔的六條理由，謂孔氏“貪贓枉法，有錢愈要錢，縱容其親黨無惡不作，有此人當局，政府決無希望”，“一旦國家到了更危急的階段，不定出何岔子”。因而，為“愛昔介公，不容不反對他”。並進一步表示“我一讀書人，既不能上陣，則讀聖賢書所學何事哉？我於此事，行之至今，自分無慚於前賢典型，大難不在後來參政會中，而在最初之一人批逆鱗也。若說（倒孔）有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