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扣押了，焦在獄中看到報紙上梅貽琦刊登的一則啟事，知道第二天胡適有個公開演講，就給梅打了電話，恰巧胡適也在梅貽琦處，接了電話後，他馬上打電話給蔣經國，三十分鐘焦就釋放了。焦去看胡適，報告北平易手和自己出逃的經過，要求幫助。胡適當即親筆給他寫了一份證明書。憑著這一紙證明，焦才能漂洋過海，進了加拿大的一家醫學院。而竺可楨日記中講到，曾有北大法律二學生華力進拿了胡適的信要到浙大借讀。
1957年春天，他在紐約因胃潰瘍大手術之後，立下了英文遺囑，幻想“光復大陸後，北大成為自由大學時”，他留在北平的102箱書捐給北大。他此刻已感覺到，今生今世是不可能再回祖國大陸了。
李敖自稱在其困難的時候接受過胡適的資助，畢生謳歌胡適。李敖在其“2005年大陸文化之旅”北京大學訪問期間，向北京大學捐款希望樹立胡適銅像。
胡思杜明確表示不隨父母南飛，自己留下來暫住親戚家中，看局勢發展再決定行止。胡適無奈，只好遂了這位他呼曰“小三”的兒子的意願。想不到這一別，再也未能相見。胡適直至去世，都未獲悉留在大陸的那個後來號稱與他斷絕父子關係的小三胡思杜，已於1957年在政治運動中自殺身亡。晚年的胡適在遺囑中，竟還為這個小兒子留下了一份小小的遺產。
【逸事】
胡適在家鄉念過九年私塾，在這裡他發現一個很奇怪的現象“學生逃學，先生抓著便打，越打越逃”，原因是“老師收入太少，一個學生每年才交兩塊銀元，老師生活困難，當然沒精力認真去教，學生只有念死書，背死書。這樣自然很苦，不願去學，更談不上去用功學習了”。胡適的母親為他多交學費，才使兩位先生認真為他講書。
1904年始胡適到上海生活了六年，先後在梅溪學堂、澄衷學堂及中國公學就學。他自述：“在我停留在上海的時期內，我經歷過三個學校（無一個是教會學校），一個都沒有畢業。”
清末民初，張元濟主持商務印書館編譯所，除以編撰教科書為重點外，對於一般圖書則注重西方文化思想的譯介，如嚴復譯的《天演論》等思想名著。這些思想像野火一樣，延燒著許多少年人的心血，“天演”、“物競”、“淘汰”、“天擇”等術語，都漸成了報紙文章的熟語，成了愛國志士的口頭禪。許多人用這些名詞做自己或女兒的名字，原名胡洪騂的胡適，也從“物競天擇適者生存”中取“適”字做了自己的表字和筆名。
溫源寧這樣描寫胡適：“四十出頭了，胡博士還顯得很年輕。臉颳得挺像樣，衣服穿得挺像樣，他真是乾乾淨淨，整整齊齊。頭髮漆黑，不見二毛；前額突出，跟奧古斯都大帝相似；一雙坦率的大眼；兩片靈活的嘴唇，顯得能言善辯；面色紅潤，卻不是由學者的‘生活樸素，思想高超’而來，也不是由俗人的‘飲食豐美，生活放蕩’而來。中等身材，十分勻稱，一舉一動，輕快自如。從外表看來，胡博士是由俗人變為學者，而不是由學者變為俗人。”
《文學改良芻議》發表之後，新文化運動轟轟烈烈開展起來。胡適也由此“暴得大名”，天下何人不識君，那個時代有個口頭禪，居然是“我的朋友胡適之”。
胡適的“朋友”遍天下，連美國人也不能倖免。珍珠港事變前，芝加哥大學教授史密斯當選眾議員。時任駐美大使的胡適與此君曾有一飯之緣，得知訊息後，便請他來中國駐美大使館用晚餐。史議員在赴宴的路上突然想起：還不知道主人叫什麼名字呢，這可如何是好？但轉念一想，只需按“大使”、“閣下”這樣稱呼，定沒錯。宴會散後，胡大使送客時免不了“歡迎到敝國旅遊”這樣的客氣話。“中國我是一定要去觀光的，”史議員肯定地說，“我到貴國觀光，第一個要拜訪的便是我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