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結果告訴他，他還是說：“我還是抱萬分之一的希望，希望能有轉機。”
1960年9月4日，為籌組在野黨奔走的雷震被捕入獄。在美國參加中美學術合作會議的胡適，立即發電文給行政院長陳誠，指責此舉甚不明智，“政府畏懼並挫折反對派運動，必將蒙摧殘言論自由之惡名，恐將貽笑世界”。他並公開對外籍記者說，雷震為爭取言論自由而付出的犧牲精神，“對得住自己、朋友，也對得住國家”。胡適也強調，雷震絕對是個“反共愛國”的人，因此他“不是營救雷震，營救的是國家”。
同年11月18日，胡適拜會蔣介石，說雷震的軍事審判使他在國外“實在見不得人”。但蔣介石刻意問胡適，不知是否聽過他曾與人說，胡適這幾年來“只相信雷儆寰，不相信我們政府”？胡適連稱蔣介石的話太重，先搬出當年赴美求援時所講“我始終是堅定地用道義支援蔣總統”，又無奈地說，“若不支援這個政府，還有什麼政府可支援？如果這個政府垮了，我們到哪裡去！”雷震入獄後，胡適從此遠離政治，沒有去探監，沒能出來領導剩餘反對勢力組黨，《自由中國》的後人痛批胡適退縮，擔不上自由主義大師位置，殷海光更對胡適嚴加撻伐，讓重清譽、好面子的胡適鬱郁不已，自承在內心深處，也就是思想上，與雷震“在一起坐牢”；反倒是雷震獄中日記寫到，夢見胡適對他說，擔心探監引起蔣介石更大的懷疑，不得不卻步。
【傷憾】
1931年9月，北大剛開學不久，九一八事變就發生了。胡適在日記中寫道：“我們費了九個月的功夫，造成了一個新北大，九月十四日開學，五日之後就是九一八的一炮！日本人真是罪大惡極！”
胡適就任北大校長後，雄心勃勃，稱“既已做了北大校長，就希望做它十年八年，以求能做出一些成績來，否則對不起北大，對不起自己。”他的目標是“一心一意把北大辦成具有國際地位的大學”。
1948年12月17日，是北大建校50週年，也是胡適57歲生日，在南京“中研院”內的北大校慶紀念會上，胡適致詞：“我絕對沒有夢想到今天會在這裡和諸位見面，我是一個棄職的逃兵，是在沒有面子再在這裡說話。”語至痛切處，痛哭失聲，會場一片悽然。
1948年12月15日，胡適急匆匆拉著夫人坐上了國民黨的專機，已經打捆好的一百多木箱書籍無法帶走，甚至連小兒子也來不及通知，包中只裝著正在校勘的《水經注》稿本和視若生命的十六回殘本《甲戌本脂硯齋重評石頭記》。臨行，留下一便箋，內雲：“我雖在遠，決不忘掉北大。”
季羨林的回憶文章寫道：聽說，他（胡適）離開北平後，曾從南京派來一架專機，點名接走幾位老朋友，他親自在南京機場恭候。飛機返回以後，機艙門開，他滿懷希望地同老友會面。然而，除了一兩位以外，所有他想接的人都沒有走出機艙。據說——只是據說，他當時大哭一場，心中的滋味恐怕真是不足為外人道也。
1949年1月，蔣介石要求胡適去美國，而後又聘請胡適為“總統府資政”，但胡適卻只在意北大校長的職務，他寫信給總統府秘書長吳忠信說：
“依據‘大學組織法’，國立大學的校長都不得兼任為俸給的職務。現在我還是國立北京大學校長，因時局關係，此時尚不能辭職。故請先生千萬代我辭去總統府的名義與俸津。聘書也請先生代為收回，並乞先生勿發表此事，以免報界無謂的猜測與流言。
適明晚與梅校長同車去上海小住，特來告辭，恐不能相見，故帶此信留呈先生，懇求先生念我愚誠，代我打消此事，不勝感謝！”
這個時候的胡適依然在履行北大校長的職責。1949年3月9日，北大醫學院學生焦增煜從北平逃到上海，剛上岸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