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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同丁玲一起來北大荒的美籍華人學者梅儀慈女士，是研究丁玲作品的專家。她坐在一旁目睹此情此景，深為感動地說：“我見過的世界上任何一個作家，沒有像中國作家丁玲這樣，和人民有這樣深厚的血肉之情。”
第三天一早，丁玲依依不捨地告別普陽農場的親人，驅車去寶泉嶺。寶泉嶺這個地名，在丁玲的心裡，激起了複雜而又矛盾的心情。她到寶泉嶺農場不久，就碰上了“文革”###。在那裡，有愛護、關懷她的患難至交；她也曾經在這裡，被打得頭破血流，腰骨被踢傷，腳背腫得邁不開步。
麵包車行駛在半路上，同行的農場總局黨委宣傳部副部長、作家鄭加真帶著歉意對丁玲說：“昨天農場總局黨委給寶泉嶺農場黨委打了電話，問他們還有哪些落實政策的事要辦，最好趁你回寶泉嶺時就給辦妥。寶泉嶺那邊在電話中說：銀行裡查有陳明同志的一個存摺，有600多元；至於抄家時抄走的東西，現在下落不明。”鄭加真同志特別宣告：“這是補課，做得晚了，請丁玲、陳明同志原諒。”鄭加真的話剛講完，丁玲一揮手，笑著說：“快別說這些了，我這次是來向哺養我的北大荒人還債的，不是來要債的，過去的事，一筆勾銷。”停了停，老丁感嘆地說：“如果能設法找回那些手稿，那我就萬分的滿足了。那些錢、物什麼的，不用再提了。”
陳明對鄭加真說：丁玲1958年寫的一本日記，題名《相對集》，1965年時被一位同志借去看了，後來放在農場總局，便不知下落。“社教”時老丁寫的《丁隊長的家史》的手稿，也遺失了。《在嚴寒的日子裡》已寫了8萬多字，當時怕被造反派抄走，曾送去別處保藏，但後來又怕牽連別人，只得把手稿用牛皮紙包好，再用麻繩緊緊地捆紮起來，交給農場公安局。陳明不無感傷地說：“當時，我對公安局的人員說：‘這包材料，是丁玲的罪證，我特地送到公安局來，請你們一定要鎖在檔案櫃裡儲存好，以後給丁玲定罪，就全憑這包材料。原以為公安局是神聖不可侵犯的地方，那知不久，砸爛公檢法的風也刮到了農場，公安局幾經奪權，這部手稿，是再也查不到了……”
丁玲接著說：“反正我下定了死心，不寫完《在嚴寒的日子裡》，死不瞑目。”她輕輕嘆了一口氣，“看來寫北大荒的計劃，怕是完不成了，只好把一些人物放到我的回憶錄裡去，彌補一下吧。北大荒的回憶錄，我是一定要寫的。”
開車從普陽到寶泉嶺，兩個小時就到了。丁玲離開的時候，這裡只有一條街，房屋低矮，破破爛爛。最近三年，寶泉嶺大變樣了。除了她挨批斗的工人文化宮那幢“大”建築物還記憶猶新之外，其他的地方，她幾乎都認不出了。一座新建的招待所，坐落在半山腰上，站在招待所的陽臺上，整個寶泉嶺映入眼簾：紅瓦綠蔭，在城市遠處，就是一望無邊的滾滾麥浪。好一派北國糧倉的景象！
“文革”中的難友，擠滿了丁玲的住所。和她一起蹲牛棚的謝桂琴來了，在六委一起做家屬工作的胡冬蓮、張文豪都來了。胡冬蓮如今已50出頭，長得矮胖，抱著一個兩歲的孩子，一張口還是道地的湖南鄉音。她一見老丁，就從懷裡掏出一個布包，然後慎重地開啟，裡面是她珍藏的一張照片。丁玲一看，又驚又喜地喊了起來：“胡冬蓮，這張照片，你是怎麼儲存過來的？”這是1965年寶泉嶺農場六委被蘿北縣（按：寶泉嶺當時屬蘿北縣）評為家屬工作先進單位，派代表到省裡開會，胡冬蓮、張文豪她們行前和丁玲拍的一張合影。當時丁玲再三推辭，她們不依，都說：我們六委能當先進，出席省的表揚會，全是你老丁領著幹出來的，你不合影，這合影就沒法拍了。丁玲這才被硬拉著坐在中間，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