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村裡沒有不透風的牆，你的事別人都知道，別人的事你也知道。這就是資訊共有。如果按人類學裡資訊學派的意見，共有的資訊就是文化，村落文化的存在是毋庸置疑的了。
據我所知，李銀河當初想用“村社文化”這個說法，但是別人說，“村社”這個詞已經有了，不能賦予它新的意義。這當然是對的，但是我很為李銀河喪失了“村社”而可惜。咬文嚼字地說，“村”是什麼意思不必解釋了，“社”的意思是土地神。這和她要說明的現象很吻合。在村裡，三姑六婆就是土地神，無所不知，又無所不傳。所以一個自然村簡直就是個人資訊的超導體，毫無秘密可言。生老病死，婚喪嫁娶，什麼事別人都知道，所以簡直什麼事自己都做不了主。這種現象是很重要的。有人說，外國文化是罪感文化，中國文化是恥感文化。這個感覺相當犀利，但只是感覺而已。罪感當然來自上帝，假如你信他，就會覺得在他面前是個罪人。但是假如你不覺得有好多人在盯著你，恥感何來呢？如果沒有資訊共有，恥感文化也無法解釋了。
除了生育，在村子裡還有很多個人做不了主的事，比方說，紅白喜事。這些事要花很多的錢，搞得當事人痛苦不堪，但又不能不照規矩辦。也許你樂意用傳統、風俗來解釋這種現象，但你解釋不了人們為什麼要堅持痛苦的傳統，除非你說大家都是受虐狂，實際上又遠不是這樣——有好日子誰不想過。村落文化是一種強制的力量，個人意志不是它的對手。
李銀河認為，傳統觀念、宗族意識等等，在現在農村裡也是存在的，但是你不能理解為它們儲存在個人的頭腦裡。實際上，它們是保留在村落文化這個半封閉的大匣子裡。這也是個有意義的結論。我們知道，在蘇格蘭有個半封閉的尼斯湖，湖裡還有恐龍哪。在中國村落裡儲存了一些文化恐龍，也不算什麼新鮮的事。不管怎麼說，現在是共產黨的天下，宗族和孔孟哲學沒有合法的權威性。真正有權威的是村落。辦事都要按一定規矩辦，想問題要按一定方式去想，不管你樂意不樂意。這既不是因為古板，也不是因為有族規，而是因為有一大群人盯著你。我相信，這樣的解釋更加合乎實情。她描述了這樣一幅生活圖景：你怎麼掙錢，別人不管；但你怎麼過日子，大夥就要說話了。在這種情況下，日子當然難有嶄新的過法。
李銀河的《生育與中國村落文化》所依據的是在山西、浙江兩地的調查。她的見解十分敏銳，遺憾的是實證功夫稍有欠缺。假設她的調查不是在這兩地的兩三個村子，各百十戶人家裡，而是在散佈在全國的上百個村子、上千戶人家裡完成，就更有說服力。當然，這樣的要求近似扳槓。因為她用的是人類學方法，這種方法強調第一手資料，面對面交談，透過翻譯都會遭人詬病。人類學的前輩大師米德女士在薩摩亞實地調查多年，只因為聽人轉述，就遭人耍了。考慮到這種情況，談了百十戶，談得紮實，也就不錯了。最主要的是，她不是在文獻裡找出個說法，然後在調查裡驗證一番，而是自己來找說法，到調查裡驗證，這是非常好的。其實她闡述的現象就在我們眼前，只不過我們視而不見罷了。北京城裡沒有村落，但有過衚衕、大雜院，有一些人員很少流動的單位。在這些地方，隱私也不多，辦個什麼私事，也難說全是個人決策。因為這類現象並不陌生，你看了這本書，不會懷疑村落文化的真實性。
羅素大師曾言：不要以為有了實證方法，思辨就不重要了。實際上，要提出有意義的假設，必須下一番思辨功夫。這真是至理名言。據我所知，這番功夫她是下了的。假設婚喪嫁娶、生育不生育都是個人決策，那麼就要有個依據——追求個人快樂或者幸福。在村莊裡，這種想法不大流行，流行的是辦什麼事都要讓大家說好，最好讓大家都羨慕。這是另一個價值體系。那麼是否能說，他們的幸福觀就是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