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係。《梁書》卷一○《蕭穎達傳》：“江陵素畏襄陽人”。陳寅恪先生《述東晉王導之功業》一文據此立論曰：“此點不獨涉及梁武帝之霸業，即前此之桓玄、劉毅、沈攸之，後此之梁元帝、蕭詧諸人之興亡成敗，皆與之有關也。”東晉以來，特別是桓溫居江陵以來，上游僑人門第較高者常居江陵，門第較低而有武力者大率居襄陽附近，與下游僑人門第較高者居建康，門第較低而有武力者大率居京口附近相類似。《南齊書》卷一五《州郡志》（下）：襄陽、江陵“步道五百，勢同唇齒。”江陵必須用襄陽的武力，始能維持上游的統治；襄陽的武力總是在關鍵時刻，影響甚至決定江陵的政局。這就是“江陵素畏襄陽人”的歷史背景。楊佺期之後有魯宗之。據《宋書》卷七四《魯爽傳》，太元末魯宗之自扶風至襄陽，開始以其武力影響江陵政局。他在以後的關鍵時刻三入江陵，一是支援劉道規滅桓氏餘黨，一是助劉裕滅劉毅，一是抗拒劉裕而未成功。入劉宋後，門閥政治的格局不存在了，但襄陽武力對江陵政局的舉足輕重作用，大體如舊。此點越出本題範圍，無庸細究。
這裡再順便談一下與其時政局關係密切的孫恩問題。《魏書》卷九六《司馬睿傳》曰：“德宗（司馬德宗，即晉安帝）以來，內外乖貳，石頭之外，皆專之於荊、江；自江以西，則受命於豫州；京口及於江北，皆兗州刺史劉牢之等所制，德宗政令所行，唯三吳而已。”上下游的藩鎮兵皆不在司馬道子父子之手，道子父子yù補充京師兵力以求自保，只有從三吳一隅徵發，於是而有發東土諸郡“免奴為客者”，號之曰“樂屬”，移置京師以充軍役之事，終於激發三吳農民起義。所以從導火線說來，東晉的農民起義正是東晉統治者長期內爭的直接結果。徵發“免奴為客者”為兵，其事同晉元帝太興四年（321年）“免中州良民遭難為揚州諸郡僮客者以備徵役”，xìng質是一樣的，但時機迥異，所以後果各不相同。
孫恩家族，在西晉時已躋入社會高層；盧循更是出於北方門閥士族。他們南渡均晚，在江左不得預於勝流，沒有方便的、良好的仕進機會，與楊佺期、劉牢之、劉裕屬於同一社會階層，即次等士族。這些同屬於江左僑姓次等士族等級的人物，卻具有各自不同的面貌，在晉宋之際，以各種不同的方式，宗教的和世俗的，政治的和軍事的，來顯示自己的存在，以求代替門閥士族的政治作用。這是晉宋之際政局發展的顯著趨勢和重要內涵。
在門閥政治終場的過程中出現了桓玄的興廢，這隻能視為門閥政治的回光反照，已如前論。桓玄終於被劉裕擊敗，這可以視為次等士族對於主宰東晉政治百年之久的門閥士族的決定xìng的勝利，在此以後，劉裕還有一個經營過程。不過劉裕在這個過程中的競爭對手已不再是門閥士族，而是以道教面貌出現而與他角逐的另一次等士族人物，即盧循。這就是說，次等士族的各種成分之中，究竟該由哪一種成分佔據統治地位，還須由歷史來選擇。結果是歷史選擇了北府將劉裕。
次等士族代替門閥士族的統治地位，終於要導致朝代易姓和易制。易制才能保證易姓的成功。所謂易制，就是劉裕把東晉孝武帝企圖恢復而未成功的皇權政治真正付諸實現。《孝武帝紀》記讖曰：“晉祚盡昌明”。東晉門閥政治，到孝武帝時確實將結束了，但是代替東晉門閥政治的劉宋皇權政治，卻是在實現著東晉孝武帝的遺志。劉裕在建宋以前的活動，正是在為實現孝武帝的遺志作多方面的準備。
回顧謝安死後東晉的這一段歷史，無論是主是相，還是其它內外當權士族，人物均甚鄙陋，活動均具皇朝末代特徵。但是這些人物活動所具有的客觀意義，都可以從時代背景上加以解釋。不過鄙陋人物畢竟不可以當大任，成大事，所以晉末政局瑣碎不堪，史家多不屑於探究。這一階段由依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