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無可選擇地生存在最嚴酷的歷史境遇中。我們所蒙受的恥辱也許足以激起世世代代的同情和悲憫。也許我們有權向上帝要求撫慰和拯救。然而，上帝只能拯救那些勉力自救者，後人能不能同情我們，首先取決於我們傳給他們什麼樣的精神和血性。如果我們還打算繼續生存下去，就應該首先遏止自身的墮落。再不可原諒自己了。再不可為自己辯解了。我們至少必須勇敢一回，殘酷一回，必須真實一回，清醒一回，或許可以藉此得到一個走向自救的契機。否則，怕是永無得救之日，而且只能說是活該。
我希望看見這樣一個人，他精赤著身子，很瘦弱，走在血雨腥風的古道上。他手持一支長鞭，每走一步，就朝自己鞭笞一下。他鞭得歇斯底里，然而平靜。血印子一道一道像蛇一樣纏滿了精赤的身子，然而那鞭子依然一下一下地、劈啪作響地劈向那殘破的身子。這樣的身子，下賤而又荒蕪的身子，早就如廢鐵一樣麻木，一直到鞭子穿透這稀爛的肉體，觸著了深處的心，這個不幸的人也許才會有一點知覺。
然而離這一步還遠，所以他唯應鞭笞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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杞人可以憂天嗎？（1）
很古很古的時候，杞國有個人憂慮天會崩下來，地會陷到空處。這本是人類在產生了生命自覺意識之後，對於其外在環境及這環境與自身命運的關係的積極思索。但這位杞國人卻因為膽敢懷疑盤古老人所開闢的天地而遺臭萬年──千萬年來，中國人所加於他的奚落、嘲弄和挖苦，比加於暴君和弄臣的還多。誰都願意借嘲弄這個可憐的杞人來顯示自己的聰明、理性和穩重，誰都願意透過消滅杞人的奇思異想來建立自己對於這個並不瞭解的世界的猜想與信任。連李白這樣高遠的意識和偉大的生命，也無法從中感覺到一絲卓然不群的思想火花，竟也人云亦云地嘲諷道：“杞國無事憂天傾”。中國人是如何地缺乏宇宙意識，缺乏文化想象力，尤其是如何地缺乏思想自由，缺乏對於卓越見解的賞識與寬容，單在“杞人憂天”這一條成語中，即可得到有力的證明。
古時是嘲諷“憂天憂地”，後來是扼殺“憂國憂民”──譚嗣同、秋瑾、劉和珍、遇羅克……一個個憂者全被殺害了，同時還極力壓制“憂歷史憂民族”。魯迅先生就因為有“憂歷史憂民族”的毛病而落得群起而攻之，以至於使他連心中的“憂”都不敢充分表達。1926年底，魯迅指出自己“未嘗將心裡的話照樣說盡”，同時哀嘆“我毫無顧忌地說話的日子怕要未必有了罷。”（《墳·寫在〈墳〉後面》）。魯迅的預言是否如實？在以後的日子裡，他是否有過“毫無顧忌地說話”的機會？十年之後，也就是1936年，魯迅還一再強調自己為了避免危險而不敢直言不諱，凡說話作文“只好一味含胡”（《且介亭雜文二集·後記》）。可見，直到魯迅逝世，他並沒有將他所想說的話盡情說出。
那麼，魯迅先生的未盡之言究竟是什麼呢？這位中國最敢說話的鬥士為什麼不能毫無顧忌地說個言盡意至呢？
在那些已經說出的話裡，魯迅先生所表現出的尖銳和深刻遠遠超過了當時和此後的國人。他查遍中國的陳年舊賬，總結出“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和“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交相更替的獨特歷史規律，並指出“吃人”即是其內在本性。狂人、瘋子、夏瑜、子君這些反抗者被吃掉了，閏土、祥林嫂、華老栓、孔乙己這些不懂得反抗的人們也被吃掉了。尤其可悲的是，許許多多阿Ｑ和小Ｄ們，貌似鮮活，也不乏掙扎的願望，但他們的革命理想不過是報點私仇、謀點私利，心中並無關於自由、尊嚴、平等的文化想象和價值期待。他們的失敗固然悲慘，他們倘若勝利，不是同樣悲慘嗎？魯迅對於國民靈魂的揭示和批判，可謂針針見血，但他的深刻並沒有到此為止。在他的廣闊精神世界裡，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