崎的海途，本來艦隊是不需要在半途停靠大阪的，之所以先到大阪，是因為關卓凡答應了女天皇唯一一個“政治性要求”：去國之前，回京都拜祭皇考和皇兄。
皇考仁孝天皇也罷了，皇兄孝明天皇其實還沒有來得及下葬，唉。
京都是女天皇的故鄉。四年前和宮下嫁，首途關東之時，十五歲的內親王以為再也不能生返故鄉，淚眼婆娑，曾賦和歌曰：
此身雖可憐惜，為君為民之故，且散做武野藏的朝露吧。
想不到四年之後，又踏上了故鄉的土地。
可不久就要去國了。
這一次，不但可能不能生返故鄉，甚至可能不能生返故國。
我的命運，就是朝露和浮萍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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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崎。
啟程歸國的前一天晚上，關卓凡以一向的習慣，擰亮煤氣燈，攤開紙筆，做“階段總結”。
長州藩覆亡，倒幕派皇族、公卿團滅，日本的倒幕力量被重重擊倒在地，短時間之內難以翻身爬起。本時空，永遠不會再有“明治維新”這四個字，類似的革新被無限期地後推，在中國重新崛起於世界的東方之前，來自日本的可能的干擾被最小化了。
幕府有可能扮演原時空明治政府的角色嗎？
不可能。
就像之前分析過的那樣，幕府的“改制”，就是換湯不換藥，就是在肌體的表面塗抹一點紅藥水，面板下面，什麼也沒有改變，骨子裡就更加不用說了。二次長州征伐，“西法”訓練的幕府軍的表現，完美地詮釋了這一點。
某種意義上，幕府的“改制”，還不如原時空中國的“洋務運動”。中國好歹名義上還是個中央集權國家，而按近現代國家標準，“幕藩體制”的日本，甚至不能算一個嚴格意義上的國家。
不廢“幕藩體制”，日本永不可能邁入近現代國家的門檻；可是，“幕藩體制”是幕府的生存根基，廢“幕藩體制”，日本可能新生，可幕府就是自殺了。
所以，幕府統治日本一天，日本沒戲一天。
但是，幕府不可能長時間地有效地統治日本。
迫在眉睫的危機解除，幕府上下興高采烈，以為“天下從此大定”。但關卓凡卻認為，幕府只是暫時渡過難關，按下葫蘆浮起瓢，第一個火頭暫時熄滅了，第二個火頭很快就會燒起來。
這“第一個火頭”，是地方武士向幕府奪權；這“第二個火頭”，則是來自於底層人民的反抗。
天保四年，即1833年，日本各地大飢，史稱“天保饑饉”。饑荒持續至天保八年，即1837年，情況惡化，終於爆發了大鹽平八郎領導的貧民暴動。
從那時開始，大大小小的“一揆”便此起彼伏，時至今日，有愈演愈烈之勢。
“一揆”，日語表示人民對領主的反抗，即“暴動、起義”之意。
這是我們熟悉不過的王朝末期的景況，而幕府的“開國”，相當程度上加重了這一局面。
西洋資本和技術的湧進，傳統手工業者無法招架，紛紛破產；生絲、棉花、茶葉等商品大量出口，導致國內物資短缺，物價因而上漲。而且這種物價的上漲具有強烈的傳導性，最終致使並不出口的大米的價格也大幅上漲。
日本國內銀貴金賤，洋商便用國際比價低廉的白銀在日本大肆套購黃金，使日本各藩藩庫的黃金儲備迅速告磬。為挽救財政危機，各藩只好降低新鑄的貨幣的含金量，或者濫發“藩札”——相當於紙鈔，造成嚴重的貨幣貶值。
物價上漲、貨幣貶值互相作用，使通貨膨脹愈來愈嚴重。
農民、普通市民、下級武士，都陷入了急劇的貧困化。
第二次長州征伐的龐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