艘。其海商集團的船隊，從日本引進“旱針”指南定位。（參見泉州歷史網qzh。126。《泉州人名錄·鄭芝龍、鄭成功》）
結構法的造船順序
明·萬曆年間（1573—1619年），受歐洲近代建造木船順序工藝的影響，開始採用“結構法”造船順序。即先定龍骨，次安裝肋骨及框架結構，再附上船側板，最後釘船底板。
據《使琉球錄》稱，萬曆三十四年（1606年），使臣夏子陽記載：“舟急（“舟急”合一字）居其底，為船之主。凡兩舟參（“舟參”合一字）交榛、龍膀、龍骨、通梁參錯鈐束，皆附舟急（“舟急”合一字）以起架。”
舟急（“舟急”合一字）指船底中央縱向巨木，有時專指中段龍骨，到清朝才改稱龍骨或舟參（“舟參”合一字）。兩舟參（“舟參”合一字）指首尾兩段龍骨。龍膀可能指龍骨翼板，是否包括整個船底板還不清楚。文中所稱的龍骨，在清朝一般改稱肋骨、曲手或曲手板。通梁指船體的框架結構。
造船順序從宋代的“船殼法”到明代的“結構法”的變化，體現造船首先應考慮船身的整體結構的牢固性。至於貼釘船底板、舷側板則在其次。這是製作技術上一大進步。尤其是在船形趨向大型化的情況下，更加適宜。
抗倭戰船
嘉靖（1522—1566年）、萬曆（1573—1619年）間，沿海抗倭鬥爭需要，經常修造戰船。
《崇武所城志》載：“為防倭寇之害，每十百戶設官船十隻，快船二隻，各編字號。在西門外西港邊打造。今人呼其地為船場下。”
當時的抗倭名將、泉州人俞大猷（1509—1580年）曾親自督造各種大小戰船。對各種船型、效能、施工用料等，在他所著的《洗海近事》中都有記述。（參見泉州歷史網qzh。126。《泉州人名錄·俞大猷》）
《洗海近事》稱：當時戰船有六號，一、二號具名福船，三號曰哨船，四號曰冬船，五號曰鳥船，六號曰快船。
福船勢力雄大，便於衝犁海浪，底尖上闊，首昂尾高，吃水一、二丈，舵樓三重，帆桅三根，傍護以板，上設木女牆及炮床，是戰船中的主力。
冬船又稱還滄船，吃水七、八尺，風小亦可動，便於攻戰追擊。
鳥船頭小而體肥，船身長直，設有帆桅，兩舷各加二櫓，帆櫓並用，船行水上，有如飛鳥。
快船有又開浪船、趕舟曾（“舟曾”合一字）船，比鳥船更尖銳，吃水三、四尺，四槳一櫓，坐三、五十人，快速性高，能狎風浪，便於哨探或撈首級。
又據《明會要》載：“大福船客百人，底尖上闊，舵樓三重，可順風行，不能逼岸泊。”“烏舟曾（“舟曾”合一字）艚閩制，耐風濤，且御火戰。”
當時俞家軍抗倭，轉戰福建、江浙一帶沿海，有時要深入河口港汊，有時要追擊殘寇於外海，故戰船須大小不等，吃水深淺不一。效能各異的不同船型的船隻，組成一支“混合艦隊”，才能適應戰爭需要，克敵制勝。
在長期海戰實踐中，逐漸篩選出一些有價值的船型，並趨於定型規範化。以後建造，用料估算就比較方便。
《洗海近事》中有這樣記載：“今應所造福船、冬仔、鳥艚各若干只，其船具要高大深長。大約福船以長八丈、闊二丈有零，鳥船以四、五十石載，冬仔亦須極大者。”
該書還記載各種型號船隻的建造用料甚詳，便於備料成批生產。如：“大福船面闊三丈，共十五隻。本船木料橫樑：中艙長四丈五尺，頭艙長三丈二尺，尾艙長二丈。大柚四條用杉木，含枋長二丈九尺，闊三尺，厚一尺五寸……小頭桅長六丈，圍四尺。大桅長九丈，圍六、七尺。戰棚用松板五百五十片不等，每片厚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