雲南時，劉文典迷上了滇戲。當時，在西南聯大任教的劉文典的學生陶光看上了一位才貌雙全的滇戲女藝人，想請劉文典為之做媒，便常拉著劉去看滇戲。陶光已人到中年，劉自然樂意成人之美。結果，劉從此對滇戲著了迷，而陶也抱得美人歸。此事一時傳為佳話。劉認為真正能保持中國之正統者，惟有滇戲。四十年代，他幾乎天天去看滇戲，“光華劇場的頭排兩個座位被他常年包下，屆時風雨無阻，偕夫人每晚必到。尤對著名老生慄成之的演唱藝術極為傾倒，曾譽為‘雲南叫天’，並贈以詩‘檀板謳歌意蓄然，伊涼難唱豔陽天。飄零白髮同悲慨，省食憔悴李龜年。’”
解放後，劉文典常晚飯後漫步去茶館聽滇戲。一天傍晚，劉攜夫人沿翠湖漫步去聽戲，忽然有輛小吉普車在他旁邊停下，從車上走下一位省級幹部，問劉先生要到何處，可以用車送。劉卻婉言謝絕曰：“安步當車。”說完與夫人信步離去。
劉平章回憶，1957年3月，劉文典在北京開會期間，在一家書店看到《蘇聯畫報》上有一幅名為《擦皮鞋者》的漫畫，畫著一個滿臉皺紋、衣著襤褸的老頭在嚴冬的寒風中蹲在地上為兒子“kolya”擦皮鞋。當時正在成都讀書的劉平章給父親寫信“討要”生活費，劉文典恰好讀到“擦皮鞋者”漫畫，想到自己對兒子的溺愛，不免自責。於是他在給兒子的信中稱呼兒子為“kolya”，落款為“擦皮鞋者”，信中不提寄錢的事，反說自己在京費用大，錢已用完，要兒子匯點來解除經濟危機。這封信如今被收藏在劉文典紀念館中。
劉文典對故鄉有幾位濃厚的感情，他是合肥人，在他的舊版著作上都會署名“合肥劉文典”的字樣。1949年，他為自己印製了名片上面只有“劉文典，安徽合肥”幾個字。抗戰勝利後，曾有人建議劉文典回家鄉執教，劉文典很是欣喜。但由於時局動盪，他的心願沒能達成，這也成為他終身的憾事。
李畢雨進入雲南大學後，高年級的學生寫了“尗疋”兩個字讓他讀，他張口結舌。此時高年級的同學告訴他，他剛進校時，上屆同學也曾寫這兩個讓他認，他錯讀成“卡疋”，倒沒有人笑話，因為誰都讀不出來。這位同學又告訴李，這兩個字是劉文典先生的字，讀作“叔雅”，而同學們背地裡也叫劉先生“卡疋”（音kate）先生，算是對他老人家的暱稱。
【知遇】
胡適和劉文典同歲，他是劉文典的同鄉、同僚，亦是劉文典生命中最重要的朋友。在劉文典登上學術高峰的路途中，必然少不了胡適的一臂之力。
劉文典曾撰寫一篇名為《怎樣叫做中西學術之溝通》的文章，他在文章中稱胡適為“我的朋友胡適之”，並稱胡的《中國哲學史大綱》“實在可以算得是中國近代一部EpochMaking（劃時代）的書，就是西洋人著西洋哲學史，也只有德國的Windelband（文德爾班）和美國的Thilly（梯利）兩位名家的書著得和他一樣好”。
劉文典的《淮南鴻烈集解》成書後，胡適自然是最早的讀者。1921年9月24日，胡適在日記裡記載：“劉叔雅近來費了一年多的工夫，把《淮南子》整理了一遍，做成《淮南鴻烈集解》一部大書。今天他帶來給我看，我略翻幾處，即知他確然費了一番很嚴密的功夫。”胡適還寫道：“北大國文部能拿起筆來作文的人甚少，以我所知，只有叔雅與玄同兩人罷了。叔雅性最懶，不意他竟能發憤下此死功夫，作此一部可以不朽之作！”
《淮南鴻烈集解》的出版也是胡適努力的結果，胡將文稿推薦給商務印書館的張元濟，並充當劉文典的經紀人，幫助他與商務印書館交涉。劉對好友也極為信任，寫信給胡適說：“《淮南子》事，既然你這樣說，典無有不依。”
對於劉文典而言，“我的朋友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