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出“左聯”，他對杭州報章說：“他們對我很不滿意，說我的作品是個人主義的。這話我是承認的，因為我是個小資產階級出身的人……後來，他們要我去做實際工作，我對他們說，分傳單之類的事，我是不能做的，於是他們就對我更不滿意起來。於是，我就把郁達夫這個名字從‘左聯’名單上除下來了。”
【任俠】
郁達夫從1923年開始，便愈來愈認識到魯迅的人格、思想和著作的偉大。當創造社、太陽社作家拼命攻擊魯迅之時，他公開站在魯迅一邊，指出他們是錯誤的，並與魯迅合作，互相支援。魯迅逝世後，他又一再宣揚魯迅的偉大精神。
郁達夫與郭沫若有過密切的交往和合作。雖然後來因誤解而長期中斷聯絡，但到抗戰爆發前夕，卻又能拋棄前嫌，毅然前往日本請郭沫若回國參加抗戰。
林語堂訪問重慶，不久即宣佈將返美，當時有不少人批評他國難當頭還要離開，是因為圖安逸，或批評他捨不得在美國的家產。連他的大女兒林如斯也發出不平之鳴，且於1943年重返重慶，留在中國奮鬥。唯郁達夫力排眾議，強調作家要靠著著作才能證明自己，林語堂在美國積極為中國宣傳功不可沒，才平息這段紛爭。
沈從文18歲時到北京來謀生，他住在一會館的小亭子間裡寫小說。冬天到了，涼快透頂，下大雪時，沒有爐子，身上只兩件夾衣，他就用舊棉絮裹住雙腿，雙手發腫、流著鼻血地寫小說。郁達夫因讀到了他的小說，前去看望，邀請沈從文去附近吃了頓飯，內有蔥炒羊肉片，結賬時，一共約一元七角多。飯後兩人回到小亭子裡談了一會兒，郁達夫告辭時，留下他的一條淺灰色羊毛圍巾和吃飯後找回的三元二角多零錢。當時郁達夫的工資每月僅30元。
郁達夫樂意盡力幫助跟他接觸的所有貧困青年。正如他所說的：“平索不認識的可憐的朋友；或是寫信來，或是親自上我這裡來的，很多很多。我因為想報答兩位也是我素不認識而對於我卻十二分的同情的朋友的厚恩起見，總盡我力量幫助他們。可是我的力量太薄弱了，可憐的朋友太多了，所以結果近來弄得我自家連一條棉褲也沒有。這幾天來天氣變得很冷，我老想買一件外套，但終於沒有買成。”
郁達夫只要發現可培育的青年作者，總是全力扶持。他為李桂的《半生雜憶》作序說：“這是一個忠實的靈魂的告白，同時，也是很大膽的告白。李桂先生的年紀還很輕，將來的造就，正還不可以限量；我在這裡，只希望他能更深入到時代的核心和群眾的怒潮裡去，加以一番鍛鍊。”
青年詩人馮蕉衣的才華是郁達夫看了來稿發現的。自後他常將馮的來稿稍加修改發表，後來又時時當面指點，認為馮進步很快。1940年下半年，郁達夫腳氣病發不能行走的一段時期還委託馮去報館代為發稿和看大樣。1940年10月10日，27歲的馮蕉衣因貧病交迫而早逝。次日郁達夫送其入殮和入土，七天後在《晨星》欄刊出：“紀念詩人馮蕉衣特輯”。最後，他又為馮的遺詩的出版寫了情詞懇切的序言。
溫梓川寄給郁達夫十個短篇的結集《美麗的謊》，郁達夫為之寫了言簡意賅的介紹，評價各篇的成就，讚揚作者“很有眼光，很有魄力敢將這些平凡的故事，敘寫成短篇小說，若照這一方向伸展開去，溫君是可以成為馬來亞社會的忠實紀錄者的。”
靠著郁達夫的掩護，沈茲九、汪金丁、邵宗漢、王任叔、吳柳斯、張企程、高雲覽、張楚琨等人在新加坡成立了一個秘密組織一“同仁社”。每週在胡愈之的“椰廬”座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