忌憚，胡作非為，倒頭來沒有不身敗名裂的。因此，每一名幹部都應自覺地把自己置於黨和人民的監督之下，消除特權思想，擺正個人與組織，“公僕”與“主人”的位置，這樣就能做到少犯或不犯錯誤。
在一次宣傳工作會上羅子貴講，公僕就是公眾的僕人，比喻替公眾服務的人。新中國人民公僕的榜樣如周總理、焦裕祿、孔繁森，“公僕”二字基本含義是指政府的官員等為祖國、為人民獻出自己一生的人。提到人民公僕這個詞，我們的腦海中馬上浮現出任長霞、焦裕祿、孔繁森這幾位優秀**員的光輝形象，他們為人民群眾奉獻出自己的一切，在平凡的工作崗位幹出不平凡的業績，他們始終牢記黨的宗旨——為人民服務，全心全意的為人民群眾排優解難，雖然他們已經永遠的離開了我們，但人民永遠不會忘記他們，他們永遠會活在百姓心中。
羅子貴作為市委常委、宣傳部長，掌管著松山市的宣傳輿論大權，分管的實權部門也很多，比如教育、衛生、廣電、文化、科技，所以手中掌握的資源是很有分量的。可是他從不以權謀私，而是想著並實踐著合理調配資源，為最底層的人民群眾排憂解難。有人說他就是一個仁者。
在全市宣傳工作會議上，羅子貴對“仁者”做了見解獨到的詮釋，他說，“仁者”究竟設什麼意思？仁者是充滿慈愛之心，滿懷愛意的人；仁者是具有大智慧，人格魅力，善良的人。
仁作為孔子的最高思想的表現，他對於統治者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孔子有很高的理想，但是現實卻遠遠沒有實現他理想所能提供的環境。他一生都在推銷自己的思想，儘管他自己一生很委屈，但是後人在實踐中廣大了他的學說。統治者要愛惜子民，子民要遵從統治，他們之間的聯絡就是禮教，克已復禮為之仁，若禮興，則天下大治，君民則相親相敬，這樣的天下才永固，這樣才叫作仁者天下。所謂仁，也有大愛無強的感覺，像小恩小惠，是配不上仁的。後來孟子曰義，則是普通人與人之間的標準了，但這並不是說孟子是關注普通人，其實他對統治的誡告比起孔子來說是有過之而無不及的。
有人認為，人們如果能夠在家中對父母盡孝，對兄長順服，那麼他在外就可以對國家盡忠，忠是以孝弟為前提，孝弟以忠為目的。儒家認為，在家中實行了孝弟，統治者內部就不會發生“犯上作亂”的事情；再把孝弟推廣到勞動民眾中去，民眾也會絕對服從，而不會起來造反，這樣就可以維護國家和社會的安定。
這裡所提的孝悌是仁的根本，對於讀者理解孔子以仁為核心的哲學、倫理思想非常重要。在春秋時代，周天子實行嫡長子繼承製，其餘庶子則分封為諸侯，諸侯以下也是如此。整個社會從天子、諸侯到大夫這樣一種政治結構，其基礎是封建的宗法血緣關係，而孝、悌說正反映了當時宗法制社會的道德要求。
孝悌與社會的安定有直接關係。對父母不孝、經常和兄長鬧彆扭的人，肯定不會尊重他人，不會對群眾有愛心，也就當不了仁者，當不了人民的公僕。孔子看到了這一點，所以他的全部思想主張都是由此出發的，他從為人孝悌就不會發生犯上作亂之事這點上，說明孝悌即為仁的根本這個道理。自春秋戰國以後的歷代封建統治者和文人，都繼承了孔子的孝悌說，主張“以孝治天下”，漢代即是一個顯例。他們把道德教化作為實行封建統治的重要手段，把老百姓禁錮在綱常名教、倫理道德的桎梏之中，對民眾的道德觀念和道德行為產生了極大影響，也對整個中國傳統文化產生深刻影響。孝悌說是為封建統治和宗法家族制度服務的，對此應有清醒的認識和分析判別，拋棄封建毒素，繼承其合理的內容，充分發揮道德在社會安定方面所應有的作用。
“所以，”羅子貴說：“我們領導幹部就是要做一個仁者，人民公僕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