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莽篡位前是六千萬，至後戰爭破壞，統一王朝立國短，再無西漢時人口。大唐統一南北時，人口也才四千多萬，到如今，已經翻了一番之多。人口繁衍之快，盛過歷朝。這是想當然之事，國內太平，賦稅不重，人口增加便快。這是好事，卻也不完全是好事。”
她看了眼支起的竹窗外蔥鬱的竹海，綠色望不到邊際，聲音如竹林般幽涼，“人口太多，墾田太多，破壞林木太多，水災越來越頻繁，也不奇怪。”
的確不奇怪，蕭琰也聽四哥蕭琮講過，因讀《高宗實錄有兩道詔令與此有關，蕭琮便給她詳細講過前因後果。
那是高宗三十年，司天臺、天策書院、國子監會同請道門、佛門的易道大家聚會長安，切磋辯論易道，道門的易道大家提出了“人口繁衍過盛不利水土”之論，引起了激烈的辯論，也引起了當時旁聽的高宗的重視，之後便下令翰林苑易學士會同天策書院地院精通地理的易學家研究此論。易學家們在經過對歷朝歷代人口和災害的史料對比研究後，得出結論：伐林為田對地表的破壞，將使泥土流失，導致人為洪澇。
易學家們的研究很嚴謹，對史料的考證達到了吹毛求疵的地步，這也使研究的結論十分可信，單以關中為例，先秦時代還有大片原始森林，在秦統一六國後，關中湧入大量人口，墾地面積增加，加上始皇帝修建宮殿陵寢，大量砍伐樹木，造成黃土地泥土開始流入河中；至西漢時期，天下大治，又有大量林區變成農耕區；再至大唐，國力強大為歷朝之盛，都城規模也是前無古人，耗用木材無數，僅長安而言，除了在鄰近州縣的山中採伐外，還遠到岐山、隴山採辦，秦嶺和終南山的風水都破壞不少，道門和佛門對此意見很大，所以才有易道交流會上聯合發難“墾田伐林有妨水土”之事。
而翰林苑的天策書院的易學家們研究證實了這個結論，對大唐的國策影響頗為深遠，最直接的影響是，高宗先後頒下《河域植樹詔《山林限伐詔，下令木材商人採伐樹木必須取得當地河道衙門開出的伐木許可令，並對大宗伐木開徵伐木稅，偷伐林木者重處，甚至死刑。而這個限伐詔令，又帶來了一系列影響：比如造成了磚石建築材料需求的增加，促進了民間制磚業和採石業的大發展；又比如，造成了以竹子為原料的竹紙的出現和大量使用；又比如，促成了取代木柴——這是林木消耗的最大宗——的新燃物的出現，即現在冶煉上大量使用的石炭煤；而石炭在冶煉上不及木炭的缺陷，又促進了石炭的“提純”焦炭，使煉出的鐵和鋼的純度、韌性都得到了提高，從而促進了鐵器和武備的革新，而鐵器的革新又促進了農耕的發展，轉過來又造成了人口的進一步快速增長，墾田進一步增加……總之，一項詔令，引起了方方面面的變化。
而這些逐漸發生的變化引起了朝廷的關注，是因為翰林苑的墨家學者們對史料的研究對比寫出的學論文章發表在《翰林集苑上引起了皇帝和宰相們的注意——相比儒家研史是“鑑古今，知得失”，為帝王治世之用，墨家研史卻是關注“百姓日用”的變化，以此評論國家治政的得失，敦促朝廷改革或制定利民國策。雖說大唐統一南北後起用墨家是為了獲取墨家劍閣的支援，但墨家學者、官員“務實，謀民利”的處事目的對大唐的統治有利，皇帝越來越重視墨家也是緣於此，甚而出了簡宗這麼一位“造船皇帝”，當然，簡宗崇尚的是墨家的技術而不是思想，但昭宗朝時造船業和海貿的跨越式發展正是得益於簡宗“痴於墨造之術”，而商貿的大繁榮促進國家的富庶，又造成了人口的快速增長，墾田增加，於是山林被毀，水土流失……蕭琰一瞬間已經想到了這麼遠，腦子不由打結：這真是一個難以解開的死迴圈。
治國真難啊！
她心裡感嘆，同情的看了李毓禎一眼。
李毓禎側目向她一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