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德秀要求將道學正式定為&ldo;偽學&rdo;，進一步將思想罪往政治罪上拉。這年開考，試卷只要稍涉義理就造黜落，連《論語》《孟子》都成了不能引用的禁書。
太皇太后吳氏耳聞外朝的折騰，大不以為然。寧宗便下了一道&ldo;糾偏建正&rdo;的詔書：&ldo;今後臺諫論奏，不必更及舊事&rdo;。不料韓黨強烈反彈，殊死抗辯，寧宗不得不追改為&ldo;不必專及舊事&rdo;。
趙汝愚已死，朱熹成為韓黨進一步搏擊邀功的物件。監察御史沈繼祖列舉了朱熹不忠不孝不仁不義不恭不謙六大罪狀，還捏造了朱熹&ldo;誘引尼姑，以為寵妾&rdo;的桃色謠言，要求寧宗學孔子誅少正卯。於是，朱熹落職罷祠。
慶元三年，偽學之禁不斷升級，韓黨規定自今偽學之徒不得擔任在京差遣，並清查近年來各科進士和太學優等生是否&ldo;偽學之黨&rdo;。後來連官僚薦舉、進士結保也都必須在有關文牘前填上&ldo;如是偽學，甘受朝典&rdo;的套話。
中國歷代黨政往往不侷限在高層政界的小圈子內，佔優勢的一方總將其拉進思想之爭的軌道，拉出高層小圈子。前者為證明自己在道義上絕對正確，後者為讓一般官僚、士大夫乃至平民百姓表態擁戴自己，孤立對手。於是，高層的黨爭總是帶來整個社會的動盪不安。
韓黨為政敵戴的帽子也不斷加碼，監察御史劉三傑鼓譟&ldo;前日偽黨，今又變為逆黨&rdo;，把思想政治上的分歧推上正逆之類的最高審判臺，使政敵難逃誅心與誅身的雙重判決。
這年十二月，韓黨請置偽學之籍，名單很快編定，其後續有增補。計有宰執四人：趙汝愚、留正、周必大和王藺；待制以上十三人，朱熹、陳傅良、彭龜年、樓鑰等都在其中；其他官員三十一人，知名的有葉適、劉光祖、呂祖儉、楊簡等；武臣有三人，太學生即慶元六君子，士人蔡元定、呂祖泰也榜上有名。名單是胡亂拼湊的，至少有三分之一的人與道學無關。以曾任宰執四人而言，留正、王藺與道學了無瓜葛，周必大當時也並不視為道學家。因此，道學家並不是這張名單的共同點，而是這些人都曾經直接間接觸怒過韓侂胄或其黨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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