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北方和西南數省，如今還屬於減免田賦的狀態。其餘各省，對百姓的壓榨也不重，否則還能收上來更多。等今後全國都恢復生機，歲入肯定突破3000萬兩。
要知道在另一個時空，滿清歲入在順治年間，就已經突破2000萬兩，康雍乾三朝更是在3000萬兩左右。
清朝能收那麼多稅，純粹是不顧百姓死活，你相信清朝還在繼續徵收三餉？
滿清剛入關那會兒，做樣子免除三餉加派。隨著南方抵抗激烈，滿清軍費不夠，於是復徵遼餉，只不過把名字從“遼餉”改為“九厘銀”。
而練餉雖然一直說免徵，但直到康熙初年，許多地方都還在繼續徵收。僅順治末年，每年加徵的練餉，就達到500多萬兩銀子。
順治朝的2000萬兩歲入，接近90來自於農民的糧賦和加徵。
趙瀚這2500萬兩的歲入，只有60來自於農業稅。畢竟好多省份，都還處於糧稅減免期，地方官想多收都收不上來。
“今天的朝會，不如就來議論商業。”趙瀚說道。
宋應星率先說道：“陛下，農為本，商為末，此亙古不變之理也。皆因商人逐利，聚攏錢財越多，便越能操控行市，小民之財皆被其剝削殆盡。因此，重農抑商，必須定為國策，不可使商賈橫行天下。”
群臣聞言，紛紛稱是。
宋應星又說：“然天下不可無商，商強不一定國強，商弱則必至國弱。前明一朝，商業之衰落，自萬曆年間而始。朝野上下，對商人予取予奪，甚至無端徵稅而拘禁商人家屬。商人受此盤剝，家破人亡者多矣。因而貨物流轉不便，城市物價日增，最終苦的還是百姓。”
大明一朝，萬曆年間商業達到極盛，萬曆中後期就開始走下坡路。
一方面是美洲白銀輸入減少，另一方面就是不把商人當人。從皇帝到地方官，再到後來的武將、流寇，沒錢了就找商人索取，大明的商業遠遠不如嘉靖年間。
與此同時，大商人跟權貴勾結，可以轉嫁損失到小民頭上，甚至還權錢交易變得更加富有。而中小商人，破產者無數。
吳應箕已經升任為戶部尚書，他接著說：“宋殿閣所言極是，無農不穩，無工不興，無商不富。荀子把天下人，分為士農工商四類。農以力盡田，賈以察盡財，百工以巧盡器械，若能做到如此地步，則江山永固、國富民強也。”
錢謙益突然冒出來：“此義利之辯也。子曰，富與貴，人之所欲也。貧與賤，人之所惡也。人人追求富貴，百業之中，唯經商可至暴富。若都去經商，誰來種地耕田？因此，必須重農抑商。於商人而言，當以義取利，不可謀不義之財。得利之後，商人也應當博施濟眾，如此則義利兼得也。”
除了宋應星說得稍微靠譜，其餘都是非常正確的廢話！
趙瀚問道：“錢博士所言，是要用仁義道德去約束商人？”
“然也。”錢謙益回答。
“可天下商賈，又有幾人是仁商義商。”趙瀚笑問。
錢謙益說道：“商賈越無仁義之心，朝廷就越當教化之。”
趙瀚說道：“龐先生和李先生如何看？”
龐春來說：“不可放任自流，也不可朝令夕改。給商人定下規矩，他們遵守最好，不遵守就嚴厲懲治！”
李邦華說：“抑制大商賈，善待小商人。”
“好！”
趙瀚頓時笑起來，對龐春來、李邦華的發言很滿意。
不用講大道理，直接說怎麼做就行。
趙瀚讓官員們繼續發言，大家順著這層意思往下捋，結果說得越來越沒營養。
趙瀚總結道：“聽諸卿剛才所說抑商，是不準商人穿絲綢，不準商人住大宅。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