陰溝，而陰溝通向的正是數萬郊區農民每天洗菜、灌溉、飲牲畜的京杭大運河。
氰化鈉，劇毒，可經面板、消化道吸收，人口服致死量僅為1—2mg/kg。從人民化工廠溢位的液體氰化鈉，後來經確認濃度為30％，共28噸。
9月13日，蘇州市環境保護辦公室和市防疫站在工廠排放口300米範圍內測定，水中氰化鈉含量高達47mg/L，超過地面水標準含量940倍。在人民橋、下津橋、渡僧橋、橫塘大慶橋測定，一般都超標幾十倍。
七八十米寬的運河上，兩岸的水草叢內，隨處可見翻著白肚的魚和張開殼的死蚌。
當天下午，市環保辦僅有的3名工作人員全部出動了。從人民化工廠排放口上游1公里起，向南至30多公里外的車坊，他們坐船沿途一路宣傳，發動村幹部，號召民兵出動。告訴附近居民不能在河裡洗菜，牛羊家畜不要飲用河水，不要用河水灌溉。同時，他們發動上百艘船，讓1000多名工人提著每袋50公斤重的硫代硫酸鈉沿河撒入，以中和氰化鈉，總共撒了噸。9月18日深夜，測定顯示，運河水中的氰化鈉含量基本恢復了原狀。除了魚、蚌，汙染沒有造成人員死亡。
出事後那幾天，張長林都在廠裡寫檢查。他明白事情很嚴重，但他沒想到，還會有重得多的懲罰。1979年9月18日，蘇州市公安局拘留張長林。3天后，他被逮捕，案由為“危害公共安全”。
當時，給張長林定罪名是個難題。10月27日，蘇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對此案進行公開審理，參照當時已經頒佈但尚未開始施行的《刑法》第115條，按照違反危險物品管理規定肇事罪判處張長林有期徒刑2年。
這是中國第一例對於環境汙染案件的刑事制裁。
“這個案子暴露出我國環境立法的一個空白，向司法機關提出了新課題”，中國政法大學教授、環保法專家王燦發至今仍記得。29年前，這起案件曾引起了很大的影響。
如果說“張長林事件”對環境立法產生了個體影響，那麼1979年原則性透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法（試行）》則是國際和國內社會對環保需求的提升共同推動的結果。
1972年在斯德哥爾摩舉行的世界環境發展大會正式提出“可持續性發展”問題。它昭示著人類正在對自身與環境的關係進行反思，逐步建立以尊重、保持與發展多樣性為特徵的生態社會。
會上透過了《人類環境宣言》，頒佈了關於各國應當制定保護環境的政策、法律和標準的原則要求。
中國政府也派出代表團參加此次會議，他們帶回了國際社會關於環境保護的先進理念和立法方案。
中國參加此次會議的另一個重大成果就是直接促成了1973年8月中國第一次環境保護大會的召開。會議起草了“中國環境保護條例”，並原則上透過了這個草案。這是自1949年建國以來我國第一部關於環保方面的行政條例。
在此後的5年裡，中國頒佈了一系列的環境保護條例，涉及工業廢水、廢物和廢氣的控制和治理，煙塵治理，森林保護，野生動物保護，海洋汙染治理，放射性同位素與射線裝置放射防護，水源地保護，以及渤海、黃海汙染防治條例。
環保立法破局（2）
此外，這一階段的立法也是當時中國客觀環境的需要。
50年代末期的“大躍進”和浮誇風的盛行都對自然資源造成了極大的破壞。此後的“文化大革命”直接或間接地導致了我國的生態環境遭到嚴重的汙染和破壞，也直接促成了環境法制觀念的出現和我國環境立法的開始。
隨著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撥亂反正，我國的工作重點轉移到經濟建設中來，工業企業的快速發展和人民生活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