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的一系列變法只是讓秦人的一生中只做兩件事情，那就是打仗、耕作。為了擔心諸子百家的學術影響秦人簡單的思想，早在始皇帝焚書坑儒前，商鞅就已經一把大火將秦國境內所有除了法家、兵家、縱橫家之外的書籍全部燒燬。
愚民以治之是商鞅變法的基石，以殺敵人首級換取軍功作為官吏考核的重要標準，這樣帶來最直接惡果就是秦統一六國後，派往各地的官吏大多都是粗俗不堪，只會上陣殺敵，卻不會下馬治國。再加上刻薄寡恩的秦律與六國舊律大相庭徑，致使關東六國之民苦秦久矣，始皇帝駕崩才不到一年就揭竿而起。
再者秦國高度中央集權的體制也並不適用於大一統的秦國，地方但凡五十兵士以上的調動皆要請示皇帝。秦國統一之前地盤並不是很大，皆以咸陽為中心，高度集權倒也合適。統一之後領土急速膨脹，而邊關之地遠離咸陽，一來一回都要數月時間，若遇大事當地官員因為沒有自決權而無所作為。
當年陳勝吳廣之所以能迅速發展壯大，最主要原因就是秦國當地的郡守郡尉無權私自調動駐軍。就像當時駐守滎陽、手握中原之兵的李由，也只能眼巴巴的坐視起義軍坐大，最終成了不可撲滅之勢。
這種高度集中的體制最大的依賴就是一個睿智的君主，所以說秦人是幸運的，孝公之後的六代君主，非但沒有一個是昏庸之主，反而英主輩出。到了二世皇帝胡亥繼位，雖然秦國大軍仍在，郡縣制仍然井然有序，可它的上層已經徹底糜爛了。
再就是今日的秦國已非當年商鞅變法時的秦國，秦人大多民智已開，也有了思想有了主張，若還是像以前那樣強壓著讓秦人接受苛刻的律法，已經不合時宜了。商鞅提倡的極端的法家之術，也還是被這個時代所排斥了。
所以正如公孫弘所說，秦國不光是要整兵戈出征天下，還需要從體質上進行一場變革，去除弊端，建立新制。商鞅變法已經過去了一百六十年了，很多舊的體制已經不再適合秦國如今的局面。秦國已經作法自斃、自嘗惡果，若再不思改變，就算重新統一了天下又能如何，也不過是重蹈始皇帝的舊路。
其實從韓信執掌秦國後，秦國上下的體制已經發現了許多微妙的變化，在朝堂之上，不再是唯法家之術而輕百家之說。像孟堅和公孫弘就並非法家信徒，相反到時對黃老無為之說頗為行賞。
朝臣之中，也有許多是儒生出身，在韓信和當初孟堅的堅持下，秦國朝堂選拔官員都是以能力為首選，而輕出身和學派。在高層的默許之下，諸子百家的學說已經出現在秦國朝堂之上，而不是像以前一樣獨尊法家、罷黜任何學說。
其中崛起的最為迅速的當為之前一直被法家傾力打壓的儒家學術。
先秦時期的儒家學派，並不是後世那種被諸多修改以傳承的儒家學說。它只是諸子百家中一種比較重要的學說而已，崇尚“禮樂”和“仁義”；提倡“忠恕”和“中庸”之道。主張“德治”、“仁政”，重視倫理關係，中尤以忠君、重孝、克己為中心。
此時的儒家學說，遠遠沒有到達後世那種妖魔化的病態學說，相反儒家作為百家學說中最為活躍的一派，其思想xìng遠遠超出了大多數學派，是有“luàn世當法，治世用儒，黃老以修身”之說。
法家所崇尚的霸道，是將整個國家打造成一部恐怖的戰爭機器，老百姓畏懼律法，平時拼命耕作，戰時則舉國為兵，以敵人的頭顱來換取豐厚的獎賞。這種體制在戰國時期具有強大的生存力，以戰養戰，靠著掠奪不斷壯大自己削弱敵人，也讓秦國成為了虎狼之國，六國在其咄咄bī人的姿態下戰慄不安。但其弊端也是顯而易見的，那就是一旦天下平定，失去了對手的秦國將會陷入茫然之中，唯有拿著北邊的匈奴和南邊的蠻夷出氣，最後將國力白白損耗在永無止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