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再回來，毫不在乎岸邊那些沒有屍骨的空墓，刻滿了文字的殘碑。多少年後，一塊陌生的腐爛舷木漂到了岸邊，供海鳥東張西望地停棲，供夕陽下的孩子們坐在上面敲敲打打，唱一支關於狗的歌。
人在少年時代，給自己生命取向的時候，並不十分清楚這個方向上遭遇的種種可能，隨著歲月的增加，當這些隱秘的可能性漸漸顯山露水的時候，才真正意識到事情的嚴重。這個時候要改變初衷也還來得及，但韓少功不打算修訂自己少年的夢想，事情的嚴重反而激起了他更多承擔的勇氣。他深深地意識到，一個人對自己精神生活的選擇必須是一廂情願的，而且應當是義無反顧的，不能以別人的認同、支援和社會的回報為條件。也就是說，要真正做到無待。“你在遙遠的山鄉的一盞油燈下決定站起來，剩下的事情就很好辦。即使所有的人都在權勢面前腿軟，都認定下跪是時髦的健身操，你也可以站立，這並不特別困難。”在散文集《海念》的後記《南方的自由》裡，他再次表達了這種決心：“我倒想看一看，在一片情感失血的沙漠裡，我還有多少使自己免於渴斃的生力。我討厭大勢所趨之類的託詞。我相信一個人即使置身四面楚歌彈盡糧絕的文化困境，他也還能做點什麼，也完全可以保持從容——何況事情還沒有這麼糟，還不需要預付悲壯。”他把自己這種“在相同條件下作出不同的選擇”的自由，稱名為“南方的自由”。
一番權衡之後，他覺得還是退回書房，幹自己的老行當有意義些。儘管變革中的中國不斷提供新的機會，儘管各種行業都可以通往成功，但對文學的選擇對於他具有特別的意義：“選擇文學實際上就是選擇一種精神方向，選擇一種生存方式和態度——這與一個人能否成為作家，能否成為名作家實在沒有關係。”因為，“當這個世界已經成為了一個語言的世界，當人們的思想和情感主要靠語言來養育和呈現，語言的寫作和解讀就已經超越了一切職業。只有甦醒的靈魂，才不會失去對語言的渴求和敏感，才總是力圖去語言的大海里潔淨自己的某一個雨夜或某一片星空”（《為什麼還要寫作》，見《在小說的後臺》，山東文藝出版社2001年版）。與一般作為生存手段的職業不同，寫作對於他而言是一種精神的職業，關係到一個人的安身立命，關係到一個人靈魂的歸宿，而不僅僅是一種謀生的方式。但在這個時代，人內心虔誠的關懷要麼成為一種隱私，要麼被當做一種笑料。他只能用隱晦的語言表達自己心底對於文學的寄託。
幻想自敘（2）
一個人並不能做所有的事。有些人經常需要自甘認輸地一次次迴歸到零，迴歸到除了思考之外的一無所有——只為了守衛心中一個無須告人的夢想。
為了這個夢想，人們有時候需要走向人。為了這個夢想，人們有時候也需要離開人。
我回到了家中，回到了自己的書桌前。我拔掉了電話線把自己鎖入書頁上的第一個詞。事情就那麼簡單。一念之間，寂靜降臨了，曾經傾注熱情寄寓心血的一切就可以與你完全沒有關係。
《海念》一文和散文集《海念》的後記《南方的自由》，是韓少功作品中少有的內心獨白，也是一個人反對種種向金錢和權力投降繳械，捍衛精神自尊的宣言。其中不止一次地使用了“聖戰”這個讓許多人敏感的詞。本質上，韓少功從來都不是一個遊世者，他內心深處有著對現世社會的懇切關懷，他是一個悲傷的人，一個很容易流淚的人。因此，他從不離開慈悲和責任來談論超脫和瀟灑。但是，相對於迂腐的衛道士，他又是一個遊戲者，一個輕鬆快樂甚至妙趣橫生的人，不輕易被那些道德的教義所困，失掉天真和機智。也許是不想高標絕俗地標榜什麼，樹靶子給人家玩槍法，《海念》和《南方的自由》之後，韓少功不再有這種直抒胸臆的個人自白式的文字發表。90